如果在1998年的韩国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韩国人“你最痛恨的东西”，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会榜上有名。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苏东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 economic 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顿共识加诸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诅咒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IMF一贯秉持的信条，这是由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上最显赫的三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浇灌的一株圣草。它坚信自由主义的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任何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从IMF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
颠覆的声音总来自于体系内部，1998年1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大学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它将私人化视为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它依赖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短期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公平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这是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概念。
收山之后的索罗斯也在不合时宜地敲打华盛顿共识及其执行者，在其新作《关于全球化》一书中，索罗斯称:“它们的运作服务于控制它们的富国利益，而常常不利于穷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皇帝无衣可穿:IMF的方案未能给市场留下印象。”在索罗斯看来，IMF拯救计划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道德冒险，在所有措施中恰恰缺省了“抵消外围国家的固有劣势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游戏场所。”他建议发达国家应当吸纳化解更多的金融风险，作出更好安排以处理国际性破产。索罗斯无需翻亚洲金融危机的旧账就能找到佐证——阿根廷的崩溃再次证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
索罗斯还试图从哲学意义上解构华盛顿共识:“我们应在没有道德意识关注的氛围中重申道义。虽然指望人类本质发生变化很幼稚，但人类有能力超越狭隘自我的利益追求。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败坏了人类本质，它坚持认为通过让人们追求自我利益而不考虑社会产品产生的途径，社会产品才能提供最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