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全球化应有正确认识，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才能组成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以应付全球化的新形势。同时，应培育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住房建设、开发西部、启动农村市场。此外，对公平与效率的含义也应有新的理解，这样才能使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更加有效。
【关 键 词】全球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家首要的目标是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早日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在国际上技术加速进步的今天，假定一个国家不能充分利用国际上这一有利形势的话，与国际的差距就会扩大。当前对各国经济发展来讲，两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一是从哪里取得资本，即融资渠道，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二是从哪里引进技术和使自己的技术水平能够跟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要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必须积极利用国际充裕的资本，利用国际的先进技术、国际的先进管理模式，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对我们来说，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次机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现在报纸上很多文章都在讨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的某一个行业，如汽车行业、通讯行业、金融业、服务业、农业等等，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冲击。因此，在讨论对策的时候，都是着重谈各个行业如何来应付这种局面，但仅仅考虑这一点是不够的。从总体上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们的最大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流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假定银行、保险公司、大企业进到中国市场以后，它不会从本国派那么多人来，顶多只派少数几个头头来，它要实行的是雇员本地化战略，因为从国外派人来，工资水平要高很多，在本地招聘，只要给你的工资比当地水平高很多就能招到人了。同时，国外来的人要在短期内熟悉本地情况不容易，如果就地招人的话，很多还是业务骨干，可以很快熟悉本地情况，而且会带来一些客户。再者，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对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实力的加强。当跨国公司把人挖到它那里以后，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强了。所以，人才流失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的压力。因为在外资、外国商品进来以后，有的商品就要降价，农产品就要遇到外国粮食、外国奶制品、外国水果、外国肉制品的竞争，价格也会下降。这样，一部分国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不起这个冲击，人员会分流出来，城镇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农村中会分流更多的人出来，因此就业的压力将增大。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企业竞争力削弱以后将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我们有些赚钱的企业到那时就会不赚钱，有些赔本的企业就可能垮掉。这种情况，对我们国内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一挑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不该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呢？该不该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加入世贸组织完全是必要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从中长期看当然是利大于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我们可以吸收国际的资本、技术等等，我们可以扩大出口，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仍然太窄了。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进一步开放以适应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第一，只有开放才能促改革。中国从来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为什么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说，几个公司一合并，换个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开放是不能糊弄人的。开放是要由外国人来作评价，只能搞真开放。所以说，只有开放，逼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须搞真改革。这样的话，企业改革就能真正往前进。这一点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定中国的企业不经过这一关的话，老这么混下去，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后就会全部垮掉。所以第一点是开放促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来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论等等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是开放了，但它原有的体制没有改，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官商结合的体制没有改掉，结果那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说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为适应全球化怎样加快改革
既然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摆在我们面前不能回避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加快改革呢？
首先，必须走一条国有经济重组的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只有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才能适应这个变化。我们都知道，国有经济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但除了特殊行业以外，纯粹的国有企业将不再存在，多数国有企业将转变成混合所有制、多元投资为主体的企业。重要的骨干企业是国家控股的，这样一种多元投资主体的建立，即意味着国有经济将长期存在，因为重要的企业是国家控股，一般的是国家参股。此外，改成投资多元化以后，企业的决策就会走向科学化。董事会将不是一个面孔、一个声音、一个利益主体了。这样，董事会内部就会有争论，就能作出符合投资者利益的投资决策。现在，资产重组，有些是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采取拉郎配的形式，在国有经济的大框架里面，这个跟这个合并，这个跟那个合并，这叫假改革，这不是真改革，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以过去日本渔民捕鳗鱼的故事打个比方，日本过去的渔民到海上捕鳗鱼，很多渔民捕的鳗鱼都死了，但有一个渔民捕的鳗鱼都是活的，别人奇怪，为什么他捕的鳗鱼是活的，而我们捕的鳗鱼都是死的呢？他们就调查了水的温度、船上装备、船的型号，通通是一样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日本老渔民快死了，临终前把他的儿子叫到枕边说：“告诉你吧，我们家鳗鱼干吗都是活的，就是捕了鳗鱼之后，必须丢进一些乱七八糟的鱼，如鲇鱼进去，这些非鳗鱼，跟鳗鱼不是同类的，一进到鳗鱼舱以后，就乱钻乱咬，鳗鱼受到惊动，躲它、防它、也咬它，这样一来，鱼都是活的。水至清则无鱼，舱里的鱼太纯了就要死。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在资产重组中必须把大门打开，让个体的、私营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通通进来，这种资产重组不是政府行为，是市场行为，最后组成的必定是有生命力的企业集团。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有竞争力。既然让各类投资者都进来，就必然包括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一些领域对外开放之前，就必须先对内开放，给外商国民待遇之前，先给内商以国民待遇。这是合情合理的。四大银行干吗都是国家独资的银行呢，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呢？好了，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口了，个人虽然还不准办银行，但是四大银行可以改为股份制银行，个人可以去买银行的股票。还有，通讯行业为什么不能对内开放呢？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共有30个代表提出建议，主张对外开放之前先对内开放。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要技术改造，必须要资金到位，资金到位才能进行技术改造。所以光换个牌子是没有用的。资金从哪里来呢？内部资金先来，国内有一些人是持币待投资，没有投资渠道，因此，要先让他们进来，进来以后，能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重要行业国家控股不就行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公共投资基金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重要措施，一旦中国能够建立几百个公共投资基金，每个公共投资基金吸纳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民间资金，进入到各行各业去，企业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竞争就会有实力了。除了资产重组以外，产业要升级，因为只有产业升级才能够使技术水平提高，才能使我们不以单纯的廉价取胜，而以更多的技术含量取胜。但产业升级中，并不是说我们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要建立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有特定含义的。比如说，微电子行业、生物工程行业、航天行业、新型材料行业，这些叫做高科技产业。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搞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升级中，有条件的地方去建立高科技产业，其他的各行各业也都有高科技，就看你能不能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了。纺织行业是个传统的行业，纺织行业中，假定我们能够发明推出一种新产品，比如很薄、很轻、很挺，而且冬天穿起来有羽绒服的效用，你看有没有销路？肯定销路就打开了。造纸行业是个传统的行业，假定用老玉米芯、老玉米叶、老玉米秆做成一种纸，可以当杯子、当饭碗用，人们用完以后一丢，拿去可以喂猪。发明这种纸，你看有没有销路？
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来没有夕阳产业，而只有夕阳技术，各行各业都可以有技术创新。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既有高科学技术产业，又有高科技在每个行业的运用。在这里必须强调，对“重复建设”四个字要有新的理解。一概不准重复建设的观点是错误的。什么叫重复建设？我们反对的是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的重复建设。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的重复建设，反正赔钱我也不管，为了地方利益等等，这是浪费资源，不会产生效益。但是，如果重复建设的投资主体承担风险，你干吗去反对它呢？技术创新往往是通过重复建设而冒出来的。假定有这么多钢铁厂，不准再建了，哪怕有再新的技术也不能再建了，因为你是重复建设。纺织厂也不能再建了，即使有新技术也不能再建。但如果我有新技术，能淘汰你，就应该让我建。这样的话，技术突破才能产生。技术发展史上，都是在重复建设中技术才有所突破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重复建设，而在于投资主体是否承担风险。还有，假定我们一概不准重复建设，那原有的生产力布局就固定化了。现在的生产力布局就合情合理了吗？尽善尽美了吗？不是。假定不准重复建设，生产力布局就到此为止了。必须打破固定化的生产力布局，只要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就行了。所以说，中国今后的产业升级一定要扭转不准重复建设的做法，应该准许重复建设，但要自负风险，自担盈亏。如果赔了，就要承担后果。这样就不会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了。
产业升级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留住人才。刚才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才会流失，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一流的国内工作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但还不够，必须实行股权奖励制度。创业的有股权，技术发明者有股权，高级管理人员给股权，科技人员给股权。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处就在于不增加工资成本。假定中国的企业都把工资提到跟外资在华企业工资一样高，是受不了的，我们的企业就要垮掉。工资不可能提那么高，那么怎么把人才留住呢？我给你股，你拿钱来买股，甚至给你优惠价，几年之内不准卖掉，几年之后才可以卖。这几年你努力工作，让企业出效益。出了效益之后，股票价格上升，到市场上卖，由市场支付差额，公司不支付差额。这样的话，人才就留住了。外资来中国，它能给你股吗？国内的企业干吗不给股权？所以说，对这个问题一定要充分认识。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乡镇企业也必须改革。乡镇企业在我国的企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天下有一半是它的，还有“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其二”的说法。80年代以来，长期存在乡镇企业两种模式的争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哪两种模式呢？无非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在当时是大集体的模式。多年经验已经证明，这个模式适应于短缺经济时代，它有两个重要的局限性：一是政企不分。这个“政”是乡政府的“政”，乡政府干预太多，这就把苏南模式的发展限制住了。二是产权不清。产权归谁，谁对资产负责，一直是很模糊的。所以现在正在改革。最近江苏省江阴市突破了过去苏南模式的界限，产权清楚的、政企分开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开始出现。这表明苏南模式的改革正在深化。
温州模式是家族经营制模式，家族经营制在初期是有一定长处的，但实践证明，这一模式主要有三个局限性：
第一，家族经营制下的决策是家长决策，但家长不一定什么都行，家长当初创业时可能行，以后就不一定适应时代了。家长个人决策通常是独断独行，容易把企业带到错误的方向去，甚至企业就因此垮台。
第二，家族经营制之下，企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中挑选自己的接班人，而且下一代人不一定有上一代人的那种气质和本领，这样就造成了乡镇企业难以再往前发展。在某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家族经营制下几个儿子为争夺企业接班人的位置，各拉一个亲戚来撑腰，并出现好几派的情况。
第三，家族经营制是一种产权封闭的制度，它只能靠自身内部的积累来发展，这样的发展是有限的。
温州模式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一是实行委托代理制。家族掌握股权，但不一定由家族人来管理，也不一定由接班人管理，而是用代理的办法，从社会上聘请能人来管理。二是产权走向开放。允许外边人进来，改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这都是产权开放。乡镇企业这样一改，能使效益大幅度提高。
从全球化看中国经济的前景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潜力，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利用国际上的资金技术，我们的国内市场的潜力就会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今年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可能会更突出，失业率在一定时期内会增加，这是不要紧的，因为中国有长期的经济增长点。
住房建设就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住房建设能带动许多行业的发展。但住房建设现在还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点，因此必须采取以下配套措施：
第一，延长分期付款年限。分期付款年限短，是不行的。国外的分期付款都是20年为期，甚至更长。时间长的好处在哪里？现在不少居民有钱，但不动用，是作为生活保障的预留，以备看病、孩子升学、将来养老等费用。分期付款年限延长以后，可以不动用购房户的储蓄存量，每月用收入的一部分来还，这样，就可以鼓励群众更多地来买房子了。
第二，开放二级房产市场。原住的房子要能出卖。过去不让卖，因为你是国家公务员，是国有企业职工，这个房子刚从国家那里用成本价买来，你花一万元钱买的，一转手卖七八万元，怕你赚太多了。所以，购房5年以后才可以出卖。这种规定是不对的，  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低工资制的实行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就是住房由国家来承担。假定当初不是这种工资制度，而是把住房费用打到每月工资里面，想想看，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职工凭自己工资的积蓄就可以买房子。所以说，今天就是让他赚点钱，顶多是多年低工资的补偿。何况，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一个机会，就这一套房子，5年以后卖和现在卖不一样吗？  现在卖，住房市场活跃起来了。干吗要拖到5年后再卖？  关键是思想没有解放。现在好了，北京市允许已购的住房可以出售，而不必拖上几年。
第三，必须盖一批廉价出租房。廉价出租房是给收入最低者住的，他买不起房子，所以在城市中盖廉价出租房。在中国，廉价出租房还有另外一种用处：给分期付款买房子的人保留一条退路。分期付款，这么多年，家庭发生变故怎么办？劳动力死亡了怎么办？到时不能付钱了，怎么办？到时，房子被收回了，人们住哪儿？所以要盖一批廉价出租房，除了让最低收入者住以外，让那些分期付款而不能还钱的人来住。这是公益事业，谁出钱盖房子？既然是社会公益事业，就可以发彩票。因为彩票可以搞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残疾人事业可以发彩票，体育事业也可以搞，为什么盖廉价出租房不能搞呢？
第四，要保持长期增长，必须把房子盖到远郊区去。例如，北京三环路以内的房子太贵，住不起，盖到昌平、平谷、大兴、房山去。那儿的房价是一平方米一千多元钱，再分期付款，老百姓就都能住上了。
房子盖到远郊区，学校、医院、商店都好办，难就难在每天上班怎么办。这方面必须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东京、大阪、京都这些地方，城里的房子很贵，职工住在郊外，每天坐火车上班，因为有轻便铁路，或地上铁道进城才转入地下，不堵车，准时准点。家里有小汽车，平时上班是不坐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才坐，中国也应该这样。北京的第一条轻轨铁路正在修。我在南京说，南京人干吗要住南京啊，住到江宁去，住到六合去；我在湖南说；长沙人干吗要住长沙，到浏阳去住，每天坐火车上班，不是一样吗？
第五，一定要减税。江苏省徐州市采取了一个办法，大幅度地减少税费，房价卖到一平方米七百多元钱，把积压的商品房全卖掉了，集资盖新房，工厂开工了，年轻力壮的回工厂工作了。购了房子的居民搬家了。搬家就要买东西，如电视机、电冰箱，商店里的家具、窗帘、地毯卖掉了。这样，各行各业都兴旺起来，徐州市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这叫做退一步，进两步。先减税，发展起来，财政收入就增加。一个好市长，让城里的老百姓都搬家，小房子换大房子，旧房子换新房子，这个城市就兴旺起来了。这样的话，照中国的情况讲，50年之内，中国有持久的经济增长点——住房建设。
中国经济另一个持久增长点是西部的开发。西部的开发对中国来说，也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点。西部有资源，有市场，但西部开发要注意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国家财政只能搞基础设施，办企业的钱要从资本市场筹集。让各个企业到那里去投资，必须要放宽政策。只有放宽政策，内资、外资都到那儿去，西部就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准备了后劲。
农村市场要启动，这同样是一个持久的经济增长点。农村市场怎么启动？外国农产品进来了，我们就要加快农业的结构调整，要改变中国人的传统的种植习惯。比如说，湖南生产的米卖给广东，广东不要，说湖南米不好吃，他们要吃泰国米。湖南米的质量干吗不提高呢？湖南米的质量一提高，不就占领了广东的市场了吗？那就需要科技下乡，帮助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这样一来，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
所以，完全可以说，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有后劲的。就业问题将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逐步解决。经济发展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必须骑得快，骑得快就稳。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多。
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念问题。我们经常讲到，要市场调节，也要政府调节。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供求规律起作用；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靠法律、政策起作用。我们要问，难道没有第三种调节吗？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的出现就更晚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几万年，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人类是靠什么力量在调节呢？靠的是道德力量调节。在市场出现以后、政府出现以后，在边远的山村、在荒岛上，市场力量是达不到的，政府的管理鞭长莫及，但当地还有人类居住，还在繁衍后代，是什么力量在调节？是道德力量在调节。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动乱，农民大起义，外族入侵，军阀混战，诸侯割据。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做“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了，乡里人往城里跑，城里比较安全。发生大动乱时，城里人往乡下跑，跑得越远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包围，火攻、水攻、断粮、断草，破城后就大开杀戒。所以城里的人都躲得远远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存在下来了，这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由此可见，肯定存在着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市场调节是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介于二者之间，“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我们正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不是政府调节，也不是市场调节，它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我们谈自律，每个人都要自律，国家公务员要自律，学校老师、学生要自律，经济工作人员要自律，自律才能使市场运行更有效，自律才能使政府调节更有效，自律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经济学研究公平、效率两个问题。先谈公平问题。对于公平有很多种解释。“平均分配是公平”，当然这是有特定含义的。一般情况下，平均分配不是公平的，但是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比如说，假定某个城市突然断水了，只剩一点儿水，必须平均分配，只能是一人一勺，不能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多买水。又比如说，一个地方大地震了，空投了烧饼、面包，一人一份，不能说我有钱多买点。平均分配在一定情况下是公平的。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公平的。“机会的均等是公平的”。但能不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就不一定。比如说，两个中学生，一个中学生是家住北京，父母是知识分子；一个中学生是家在贵州西部山区里，父母是文盲，两人都考取北京大学。虽然两人都进来了，但肯定第二个孩子所付出的努力要比第一个孩子大许多倍，因为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公平，机会并不均等。“收入的合理差别是公平的”。“合理”二字怎么讲，教授的工资比副教授高多少，副教授的工资比讲师高多少，才合理？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公平来自认同感。当你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你认同了，你就有公平的感觉。比如说，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家长在生第一个孩子时，生活很困难，只能读中学；生第二个孩子时，家里环境好了，读大学了；生第三个孩子时，家里环境更好了，孩子出国去留学了。假定三个孩子都对家庭有认同感的话，大孩子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为什么只上到中学？他有认同感就会谅解家长。另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穿新衣，老二穿旧衣，老三穿带补丁的衣服。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对家庭有认同感，就不会对自己所穿的衣服不同而有意见。因此，怎么来树立社会的认同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由此可以对社会、对国家、对群体有新的理解。
其次是研究效率问题。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先进的设备、熟练的劳动力，构成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能产生效率。但是不要忘记，效率的第二个基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假定只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怎么来的？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作用而来的。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一个民族，当它面临外来侵略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这么高的战斗热情、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第二个例子，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时，如1998年中国遇到特大洪水灾害时，为什么国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发扬抗洪救灾的精神，互助友爱，拼命工作、抢险？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第三个例子，一个移民社会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效率？广东、福建一带住了许多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住在今天的河南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北宋、南宋、明清动乱时期，分批南下，聚族迁徙，到了那里就住下，在那蛮荒之地聚族而居。一个土楼住几百户，一个个家族在那里生根，走向全世界。我到那儿去看过，他们让我题词，我想了想，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这反映了如果没有一种道德力量，没有凝聚力，就不会产生超常规效率。只要我们重视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相信，市场经济会更有效，政府调节会更有效，而且能够保证我们在进入全球化的轨道时，在与世界交往时，中华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