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