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反映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指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不同时代，其思想面貌各不相同。封建社会的儒、释、道，反帝反封建时期的民主思想，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风尚，对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作者都不能不发生影响，而在他们所写的对联中，也不能不反映出来。“上天言好事，下地降祯祥”，是写求灶神爷保佑的，包含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是写急者的，显示了对尘世生活的漠然态度，宣传的是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三鸟害人鸦鴞鸨，一群卖国鹿獐螬 ”，骂五四运动时期三个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的，充满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是写而今的革命教师的，表达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些对联，都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古人说：“联语虽文字小品，而如短言片语中，或取诸身，或取诸物。庄谐杂列，劝惩寓焉。”我们今天作对联，一定要自觉地、充分地反映我们时代革命的、进步的、高尚的东西，即使是娱乐性的，也要健康积极，坚决反对庸俗与低级趣味。

四要情词贴切。

贴切，就是恰到好处。马子华先生在《对联漫谈》一文中说：歌颂英雄的要“沉雄”，品评人事的要“端庄”，室内悬挂的要“清雅”，赠送友人的要“精巧”，表示意见的要“婉曲”，追念死者的要“悱恻”，描景状物的要“藻丽”。就一般情况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到具体对象上，还要看情形。袁世凯死后，黄兴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好算得四十馀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公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杨度也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误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筹安，指袁世凯之子袁克定1915年8月授意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的、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的组织筹安会。袁公路，即袁术。东汉末年称帝于安徽寿县，穷奢极欲，涂炭生灵，终被曹操所破，病死。郭彦威，即郭威，后汉时为邺城留守。公元951年，隐帝遇弑，废郭太后自立，称帝于澶州（今河南清丰县南），是为后周。袁世凯挟宣统皇帝退位,与此相仿。差胜，言袁世凯手段更加狡猾。这两幅挽联，并没有“悱恻”。黄兴一副，意在批评袁世凯的卑鄙行径；而杨度一副，则意在反驳袁世凯临死前所叫“杨度误我”之语。为何挽联也表示起批判和反驳来了呢？因为袁世凯是个坏东西，他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不值得同情，而黄兴与杨度同他又有一些未了的公案，只能这样写。这两副挽联这样写，入情入理，既合袁世凯的情况，又合作者的身份和情感，虽不“悱恻”，却是贴切的。如果他们违心地给袁凯歌功颂德，对袁世凯之死表示哀恸，倒反而不贴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