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对国有经济管理的经验借鉴
国有经济作为与国家所有权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并非为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而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客观基础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总结各国政府管理和调控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机制的改革，无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地位与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战”以后，出于医治战争创伤、振兴经济、维持稳定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积极推进“国有化”运动，通过直接投资兴办、购买或没收以及国家持股参与等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规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到80年代初，国有企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已达10%，占全球总资本的份额则为35%（注：引自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
国有经济在西方各国中的规模与比重虽然并不占优势，但发挥着其它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1)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能源、钢铁等基础工业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些产业和部门所具有的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以及较大的投资风险等特点，因而要求国家承担起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经济通常具有相当高的集中度。以铁路、电力和邮政三个部门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为例，美国分别为25%、25%、75%；德国和意大利为100%、75%、100%；英国和法国则全部为100%（注：引自《中外管理》1997.10，第41页。）。(2)维持对战略部门的控制，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战略产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或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先导部门，为了更好地体现政府的战略意图，对于一些“自然垄断”性战略部门，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垄断体制，以限制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一些竞争特性较强的战略部门，当其受到外资控制和垄断的威胁时，国家又会通过对该领域中某些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以增强其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如面对美、日两国电子产品的大举进攻，法国政府曾于80年代初对电子产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并在5年内筹集了200亿美元用于开发新的电子技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本国电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经济运行。缓解社会矛盾是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有企业必须执行并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它不仅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随意解雇工人，而且还要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吸收工人参股和管理企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关系，稳定了社会局势。此外，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国有化的方式，购买由于经济危机或产业结构升级而陷入生存困难的私营企业，并对其进行整顿和改造；或者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对其进行“输血”，帮助其摆脱困境恢复正常运营。(4)调节国民经济，承担特殊社会职能。如国有金融企业、主导性工业企业、环保工业和国防工业企业等。这部分企业经常担负着宏观调节、推行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保证国家安全以及实现发展目标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非国有化”的潮流。非国有化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国有企业，它包括国有企业资产的全部出售和部分出售，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种方式是出让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即“国有企业民营化”。据统计，从1979年10月到80年代末，英国共有27家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实行了非国有化，其中重要的企业有18家，美国政府得到近200亿英镑的变卖收入。法国在1986～1988年第一次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中，对12个国有集团共29家国有企业进行了非国有化改造，总资产达1200亿法郎（注：引自徐茂魁等：《国有经济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123～125页。）。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已分别由80年代初的8%和13%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5%和10%左右，前计划经济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更是急剧下降（注：引自王金存：“从国有企业发展的世界趋势看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途径”，《世界经济》(2000.2)。）。
发达国家政府推行“非国有化”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普遍低下，亏损严重。如日本国有铁路自1964年第一次出现亏损后，70年代平均每年亏损8000亿日元，1984年更达23.59万亿日元（注：引自冯启德：“国外国企改革策略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管理现代化》(1998.4)，第60页。）。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造成国家补贴支出过大，财政不堪重负，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除此而外，发达国家“非国有化”还与客观基础和环境的变化有关。(1)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随着经济的成长和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民间资本的实力和投融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大加速了资本社会化的过程。现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股份公司中，由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种基金会投资形成的法人资本持股率已达60～70%，这种社会化的资本集中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发展对国家技资的依赖性。(2)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一些传统的工业部门失去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将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能减轻国家的负担，吸引私人资本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而且还能使国家筹集更多的资金，投入科研、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国有资本投入重点的转移，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3)国家经济职能和调节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成熟，不少西方国家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一些原来由政府垄断的行业，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也允许私人资本经营，依靠政府直接投资办企业来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已降至相对次要地位，国家更多采用的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等间接手段引导民间资本的投向和调节经济的运行。
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不仅是由于在某些特定领域国家资本天然具有私人资本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因为国有经济历来是各国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近些年出现的“非国有化”浪潮，并非意味着对国有经济的根本否定，而是对国有经济的规模、结构和管理方式主动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二、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与政府调控机制
发达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调控主要是在现代公司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以产权结构为标准，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国家独资的、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的独立的法人企业，另一类是国家控股的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的股份制企业。此外，国家控股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组织形式，在西方国家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通过母子公司间产权纽带的联结，实现层层控股。采用这种现代公司制度，可以较容易地处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关系，使这两种经济在企业一级组织层次上相互融合，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并存的国有企业经营格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
目前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普遍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具体分为单一委员会制和双重委员会制两类。其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内部战略经营决策权与日常经营决策权的权力分配不同。单一委员会制把二者都集中于董事会；双重委员会制则把战略经营决策权交给监事会，把日常经营决策权交给董事会。比较而言，双重委员会制似乎能更好地起到弱化股东即政府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作用。
近年来，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变动表现出三个趋势：一是更加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例如，德国规定，国有企业从董事会成员到下属公司的经理人员都不能来自政府机关，而必须是工商界人士，一般要在经营绩效较好的企业中有较长时期的工作经验。二是更加重视将企业的经营职能与决策职能分开，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三是注重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例如，法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所实行的“三方代表制”，即国家代表、职工代表和与企业有关的专家及知名人士代表各占1/3，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调节和引导国有企业，既保持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又使其行为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是各个国家政府国有企业管理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法国的分类管理与计划合同方式
法国政府根据企业是否具有竞争性、行业是否存在规模效益、是否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等三个标准，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两种类型。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对于这类企业，法国政府的管理比较严格，控制的程度也比较高，企业的自主权相对较少。而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很少干预，它们同私人企业以相同的身份进行平等竞争，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政府对这类企业的管理，仅限于任命企业主要领导人以及对资产的流入或流出进行监督。
法国政府还采取了计划合同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调控。计划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此外，合同也同时规定了国家在财政投资、补贴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对企业承担的义务。计划合同签订之后，政府根据计划合同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企业则可以在计划合同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的经营管理方式。计划合同的期限通常为3～5年。通过计划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实现企业发展与国家计划、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之间的结合与协调。
2.意大利的国家参与制方式
国家参与制是意大利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一大特色。它在国有经济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从政府到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多层次的产权组织结构体系。国有企业的股份由国家组建的控股公司逐级控制，政府对参与制国有企业的管理是通过各个控股公司进行的。国家控股公司内部又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巨型综合性国有控股公司。这类控股公司属于大型财团性质，是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投资公司。公司的任务是：负责经营管理国家拥有的股份；指导、协调各子公司的投资、经营和生产活动；向子公司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信息、技术、人才服务；选拔子公司的高级领导等。
第二层是若干次级专业控股公司。这类公司按行业或部门组成，专业性较强，可发行股票，是金融性与生产经营性结合型的公司。它所控制的三级公司，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不等。
第三层是基层参与制企业，它们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发行股票。
国家控股公司是自主经营管理的机构，接受内阁委员会和国家参与部的管理和指导。实行国家参与制的优点，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二是便于国家对企业进行间接调控；三是组织形式严密，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3.瑞典的分权管理方式
瑞典的分权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和运用经济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间接调控。瑞典政府明文规定，不得随意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专门成立了“规范化领导小组”，清理和简化各种法规和条例，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和条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使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国有企业自主经营铺平了道路。
瑞典政府主要采取三种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间接管理：(1)税收调节。政府运用税收手段调节企业的生产方向，以提高和降低税率以及免征所得税等办法，减少消费刺激和鼓励利润用于投资，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顺利发展。(2)投资基金调节。设立专门基金资助经济效益好、产品有市场而又缺乏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企业。(3)工资调节。政府规定工资增长幅度不能超过受外国竞争威胁的产业生产效率增长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之和，即所谓的“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对工资上涨幅度的控制是通过谈判形式进行的。
4.美国的出租经营方式
美国政府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上，主要采取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出租给私人垄断组织的方式。政府与承租者协商确定条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形式强化国有资产的权利和责任，政府通过向出租企业订货的方式为其提供资金，承租者既要有投资又要有销售产品的保证。经营者必须按协议交纳租金，通常由折旧费和一部分利润构成。特殊情况下，国家只向承租人收取一部分利润，而不收折旧费，以补偿国有企业部分不动产和设备的损耗。
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是由一些特别机构直接管理的。如国家宇航委员会管辖的武器研制和生产空间技术的企业、联邦自然开拓局、农业电气化管理处、田纳西盆地管理处管辖的国家动力建设项目等。美国对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也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如在生产销售上，企业可以自行制定计划和商业政策；在人员管理上，企业有权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在机构设立上，企业有权依据法律设立董事会和其它管理机构。
三、借鉴与启示
1.调整国有经济的比重，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从世界各国国有经济发展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营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所提供的潜在效益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它的特殊作用也是其它经济形式无法替代的。一般说来，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随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也会随民间资本积累和投入水平的提高而缩小，但这些变化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性质和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其它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二十年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了30个百分点。实践表明，经济结构的这种增量调整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其它经济成份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保持了经济较高的增长率。但这种增量调整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不需要国有经济大量存在和进入的领域，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另一方面，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国有经济的进入又严重不足。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而且也降低了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因此，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根据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担负的经济职能，对我国国有经济的部门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2.加强检查监督，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
从市场经济各国的情况看，虽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下，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从而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之间不存在任何制约关系。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各个国家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都力图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使法人财产权的行为或效果的监督。这种管理和监督，主要是通过议会系统、政府系统及社会监督系统进行的。其中，注意发挥审计机关监督作用的经验值得借鉴。国家审计机关是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之外的专司财政监督和财务监督职能的半立法、半行政机关。正是这种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审计监督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外，在大企业内部设立审核所、政府派经济检查员对国有企业进行年终检查和专门检查，以及要求国有企业向社会公众公布经营状况等做法，也为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对国有企业的运营绩效进行考核与评价，需要以一定的目标为准则。从整体上讲，国有企业不仅具有一般企业的盈利性目标，而且还应具有多重的社会目标，两种目标间的矛盾在很多情况下往往难以兼顾。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政府都将国有企业按竞争性部门和非竞争性部门分开，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非竞争性部门的国有企业，国家一般采取控制程度极强的独资经营方式，其目标函数是多重的，而盈利往往是次要的目的。这一部分国有企业和生命力和生存空间并不在于它自身的高经济效益，而在于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环境基础，对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至于竞争性部门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因而这一类企业必须把竞争能力、经营效率放在第一位，而不承担其它社会目标。国家在这些企业中的角色类似于一个普通的股东，主要采取控股方式进行间接控制。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也应按照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性质和地位，对其实行分类管理和监督。对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公益、公共和服务性国有企业，政府可较多采取直接管理的办法；而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总的原则应以市场为基础，主要实行间接控制，对这类企业的所有权管理应具体体现为股权管理。
3.理顺产权关系，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理顺产权关系，应以股权结构的合理化为前提。从国外的情况看，国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政府独资企业日益减少，官民混合企业日益增多；在混合企业中，以国有资本为主即政府控股企业日益减少，而以民有资本为主即政府参与企业相应增多。这种官民混合企业之所以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因为通过官民资本融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职能，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而且还因为由官民资本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出资者所有权结构有助于塑造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我国今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也应当以改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为重点，积极鼓励境内外法人及个人向国有企业投资入股，不断调整企业的投资格局及股权结构，逐步使之趋于合理化。在国有股份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目前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董事会管理体制，其组成通常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所有者代表、企业经营管理者，并注意吸收有关专家和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实现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国国有企业改造之后，也应建立董事会专家化的集体决策制度，弱化政府行政行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可以考虑将与企业有关的专家列为董事会成员，充分尊重并采纳他们提出的建议，借助专家学者有效地把握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向。同时，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还应强化工人董事制度。普通职工通过职代会选举工人董事，通过工人董事传递工人的“声音”，从而有利于提高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克服原来的职代会流于形式的敝端。
4.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改革同样需要法律的支持与规范。从国外的经验看，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设立、管理和经营一般需依议会颁发的特别法进行，将国有企业民营私有化也须议会通过专门法案。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转轨国家以及东亚发展中国家，也都普遍重视法律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运用。我国当前相关立法滞后，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显得无序而低效，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已经颁布实施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看，也存在着未完全落到实处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因此，必须加强我国国有企业的法制化管理，努力将国有企业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主导作用的发挥，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传统体制造成的国有企业冗员多、离退休人员多、社会负担沉重的问题日益突出。采取积极措施，化解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和社会负担，为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国外的情况看，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国有企业改组的善后处理工作，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和社会运行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我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加速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下岗职工的职业培训，大力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分离国有企业内部承担的社会职能，以提高改制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提高效率的决定因素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国有企业必须像私营企业一样面对竞争性市场环境，才能产生活力，提高经营效益。各国为改善国有企业的竞争环境，主要采取减少进入市场限制，引进新的竞争主体；对原有垄断企业实行切块分割，加大行业内部竞争；对国有企业贯彻商业化原则等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应该优先引入竞争机制，尤其是要促进那些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产业，诸如电信、电力、供水、铁路等行业的内部竞争。
【原文出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04
【 作 者】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