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WTO的有关问题
WTO被认为是“经济联合国”,将对21世纪的国际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任何国家要真正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分享世界大分工使资源配置优化带来高效率的好处,都需要加入WTO。中国也不例外。WTO的缔约国政府必须遵循和贯彻一系列共同认可的原则:一是非岐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缔约国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约国实施歧视待遇。一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所给的待遇,也不得歧视另外一些缔约国。其目的是保证所有缔约国之间的贸易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这一原则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1)最惠国待遇。即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2)国民待遇。指缔约国之间相互保证给予对方的国民在本国境内享有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3)公平交易。指缔约国之间不得有倾销行为和出口补贴。二是关税保护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关税减免和数量限制等。根据这一原则,缔约国在需要对本国经济进行某种保护时,只能采取关税手段,而不能采取关税以外的手段。因此要降低关税和拆除非关税壁垒。三是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针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
二、WTO对证券市场开放的要求
证券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许入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原则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国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化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
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证券市场开放要求看,它要求各缔约国的证券市场对所有其他缔约国开放,除非在义务清单中明确规定,否则任何缔约国不得限制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要求缔约方必须通过特定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从事证券业务;不得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数量,包括采用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方式;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并且,要求缔约国给予外国证券投资活动及证券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证券投资活动及证券投资者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都不应有差别。除紧急情况外,每一缔约国必须将其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其他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以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外证券市场投资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己的投资取向。这些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证券市场的开放要求。
在1997年WTO又形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旨在消除各国长期存在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贸易壁垒,确定多边的、统一开放的规则和政策。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各缔约国同意对外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通过这些约定,实际上把所有的缔约中的金融投资市场都连成一体,随着投资者素质的提高和现代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证券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这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三、与中国加入WTO谈判进程相配合,中国资本开放进程循序渐进向前推动
(1)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不可逆转。(2)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8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人民币同业拆借、债券买卖和债券回购。(3)1998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为第二个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并增加部分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获得批准的外资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的存贷款、结算、担保和债券投资业务。(4)1998年底,由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牵头,8家外资银行参与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银团贷款”协议在上海正式签订,产生了国内首笔由中外资银行共同参与的对上市公司的人民币银团贷款。(5)1999年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当年中国将取消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限制,从现在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等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6)1999年3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美国纽约银行上海代表处和美国大通银行北京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同时正式批准美国花旗银行深圳分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深圳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至此,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已近200家,总资产400亿美元。(7)1999年4月初,中国保监会批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公司、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美国保诚集团公司、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至此,中国内已有中外合资保险公司7家、外资保险公司10多家。(8)中国在设立B股、H股、N股、S股等供外资直接投资的证券品种的同时,正在加紧研究、积极准备推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如中外合作的产业投资基金已有眉目,这将为外资有限制地进入中国的A股市场提供了方便。以上表明,中国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实质性的步伐,为排除中国加入WTO谈判障碍、推进中国在本世纪加入WTO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努力。
但是因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还在进行之中,银行不良资产问题还需花大力气去解决,如“债转股”已开始启动,整体上看中国金融体系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弱,资本市场还经不起国际资本风浪的冲击。并且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系还有待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和制度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不具备全面开放资本市场的能力,更何况中国证券市场正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投机性很强的市场,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管理机制与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都还相差甚远,其按WTO要求去开放还存在着不少障碍。
四、中国证券市场按WTO要求开放的主要障碍
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状况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其主要障碍有:
1.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太小,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作用,更经不起外国资本的长驱直入,不能满足WTO要求的证券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实在太狭小,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98年底,纽约证券交易所3100多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10.5万多亿美元,那斯达克(NASDAQ)的市值总值为3万多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5万多亿美元,法兰克福为1.2万多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为2.3万多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到1999年10月已达936家),发行总股本为2345.36亿元人民币,市价总值19505.64亿元人民币。另外,中国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到1999年10月已上升到35%左右),流通市值占GDP的7.26%。而在1996年,欧美等发达国家证券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即证券化率分别为英国151.9%、美国115.6%、荷兰96.5%、加拿大83.9%、澳大利亚79.5%、日本67.2%。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化率也远远高于中国,1996年泰国为53.9%、墨西哥为31.8%、印度为34.4%、韩国为28.6%、埃及为20.9%。从这一点看,中国证券市场壮大规模,增加证券发行数量,繁荣二级市场既显得十分必要,又任重而道远,也许从这个侧面看,国有股减持、配股和快马加鞭发行新股就应当得到市场投资者的理解了。
2.证券市场结构和投资品种、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方法等方面还难满足WTO要求。(1)层次单一。中国证券市场就深沪两个交易所,从现代现技术管理看,它们实际是统一的中国证券市场,但缺乏场外交易市场、柜台市场(如NASDAQ)似的柜台市场,投资者选择的余地小。很有必要建立分层次的市场,借外资介入之机解决长期沉淀使不少投资者资金积压的、在不规范时期发行的、实际上是公众化了的企业内部职工股上柜台交易,把一些风险较大,业绩一般,发展前景看淡而目前又不得不发展的行业企业股票,以及不符合到交易所挂牌的证券到柜台上市,也希望外资在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盈利的同时能为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作一些贡献。(2)证券交易品种太少。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有A股、B股、H股、S股、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回购等品种。在要求开放的A股市场上,基金全是封闭式的,由于种种原因,开放式基金迟迟出不来;没有指数期货,缺少避险工具,投资者一旦买进股票只有能升才能赚到钱,否则就会蚀本,这既不利于防范市场风险,也容易使投资者产生悲观情绪,一旦大市阴跌不止,形成的恐慌就显而易见。若外资介入有意做市的话,亏损必将是国内多数中小散民。(3)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4000多万证券市场投资者中,绝大多数是资金不大的个人投资者,且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占很大比重,他们投资不足而投机有余。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若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进入A股市场,恐怕难以适从,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允许保险资金入市,让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三类企业入市,壮大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强证券商的实力,努力培育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排除正是在为中国加入WTO和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作准备。
3.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素质达不到按WTO要求开放证券市场的高度。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导致了行为主体的素质有待提高。譬如作为证券市场发展基石的上市公司,有些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把股民的钱不当一回事,目的在捞到钱,发行股票时各种宣传报道吹得天花乱坠,前景极为灿烂,但一上市,一两年后则成了“豆腐渣”,于是再包装配股或增发新股,转入新一轮循环,令不少投资者伤心。更有弄虚作假,愚弄投资者的事情发生。也许这不只是上市公司的错,那些刻意为其包装或签字画押的人和不负责任的中介机构也同样成了坑害投资者的帮凶。还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庄家”力大欺人,利用资金优势和一些素质低的上市公司恶意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若市场开放了,其情形恐怕就更加可怕!同时作为重要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还不具备与国际券商竞争的能力。与国外的证券商相比中国证券商规模太小,业务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任人唯亲的事随时可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证券市场,有可能会对中国证券业形成致命的冲击。
4.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障碍,突出表现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运用尚不协调。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时,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甚至不排除“腐败”、权钱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助长了投机气氛。
五、面对现实,迎接挑战,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
证券市场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按照WTO的原则要求构建并优化中国证券市场和运行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运行主体,能主动地面对对外开放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力和挑战,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
1.吃透WTO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地利用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确立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属于弱势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可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实事求是地分阶段开放中国证券市场。譬如,在中国加入WTO后,可继续扩大外国证券商的介入,但在其商业业务上作一些“保护性”的限制,可鼓励外国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参与发行B股、H股、S股,开放目前中国证券商和投资银行不能满足的业务,如购并重组尤其是跨国性的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等创新性较强的业务;支持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发展,借机解决国有股上市和历史遗留问题,不要怕“国有股”被外资买走,只要不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性行业,都可鼓励外资的介入等。而对于中国证券商和投资银行能够提供服务的细分市场,如国债的承销发行、发行A股企业的限制、包装上市和承销发行及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等,应适当加以保护,提供外资介入的缓冲期。在外国券商和投资银行进入的程序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审批的节奏,使其渐次增加,而不要一窝蜂式的介入,形成压力,以期能借机增强中国证券市场的承受力。
当然,在打开大门允许外资进入的同时,应推动“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进程,在中外资本的融合过程中,提高中国证券业务主体的竞争能力,能在开放市场允许外资介入的情况下,仍保持中国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
2.创造条件,推动中国证券商的国际化经营,把“引进来”、“走出去”相互结合,形成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良好局面。就目前中国证券商的整体实力看,可以说是根本无法与国际性的“航母”级证券商和投资银行相匹敌。但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国际化已是中国经济包括中国证券市场、证券经营者别无选择的选择。因此,在不断强化中国券商实体的同时,面对国际实力雄厚的大型证券商和投资银行的强力竞争,中国券商可选择避开正面竞争,迂回进入国际市场的策略,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服务,在国际大证券商和投资银行无暇顾及的小项目和业务领域立足,并通过这些项目和业务的运作,学习和熟悉海外市场,向国际惯例靠拢,为全面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的竞争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以期能在自身实力不断提高的进程中,积极主动地占领国际证券市场业务的份额,使自己的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