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20世纪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世纪。一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20世纪初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相继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自此深入人心；三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此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便是伴随着上述变化而逐步展开的。依此，其进展大体上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及中国会计改革的全面进展阶段。

一、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海关、邮政、矿业、贸易及交通，我国经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这对此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压制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诚然如此，其后，中国自办机器工业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成，促使封建经济体系日趋瓦解，进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式簿记”也渐自暴露了它与机器工业生产及近代商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改良中式簿记”的问题开始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头脑中活动起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围绕如何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问题，产生了两大对以后中国会计改革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连环账谱》一书的出版，二是大清银行在实行“改良中式簿记”方面的初步尝试。
（一）引人借贷复式簿记的开创之作——《连环账谱》
借贷记账法最初通过帝国主义强行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商行及银行进人我国，随后也用于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与邮政等行业，只是当时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连环账谱》一书的作者蔡锡勇曾留学日本，其后又曾出使美国、秘鲁、日本三国。在此期间，他对意大利之簿记法已有了解，尤其在他后来游历西欧之时，目睹借贷复式记账法之效用，其法既制国用，而又理家计，凡大小公司账目计算，得失勾考，皆井井有条，毫无混乱之弊。蔡氏归国赴湖北人张之洞幕，此后，他继续博览海外书刊，琢磨西式账法妙处。蔡氏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欲办产业便非得改良会计不可。改良簿记之精神在于，取借贷簿记之精华，弥补中式簿记之不足，既有承前之志，又行引进之举。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蔡锡勇历经数载创作，写成《连环账谱》一书。1896年，蔡氏辞世，由其子蔡湾担任校订工作。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冬，《连环账谱》由湖北官书局出版面世，成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阐述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尽管这部书所述内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版后也未曾在实业界产生影响，然而，《连环账谱》的出版在中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的意义却极其重要，它不仅在引进西式簿记方面具有先导性作用，而且书中设例所述中西账法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对其后改良中式簿记学派基本观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故可以讲，《连环账谱》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先声。
（二）对改良与改革中式簿记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著作——《银行簿记学》
《银行簿记学》一书为我国留日学者谢霖与孟森合作编纂，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日两国发行。它是继《连环账谱》之后，由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二部簿记专著。该书理论部分系以日本学者森川监太郎所著《银行簿记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而在银行账簿设置方面又借鉴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方面，又参考了日本学者米田喜的《簿记学讲义》，放这部书兼容了西欧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它较之《连环账谱》要更进一步。中国最早所见新式银行账簿组织及专用“传票”、借贷记账符号与账项处理方法、西式会计报表以及融合中西式簿记为一体，且具有日本银行簿记特色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均由此书介绍而来。书中举例结合中国实际，且理论与实际结合，读后使人既能通晓其理，而又易于动手进行操作。自然，这较之蔡氏之作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事实上，这部书对于清末民初中国自办银行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有着直接影响，其中尤其是对大清银行的会计方法改良与改革起着指导性作用。
（三）对我国早期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启蒙作用的理财类著作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版了留学生孙德全的《理财考镜》一书，孙氏从理财出发，对西方国家的会计、审计之制、之法阐述详明，其中既论及会计的地位及作用，阐明会计预决算之重要，而又兼顾论及审计建制的必要性，并最终把解决企业理财问题与解决企业会计、审计问题结合在一起。同年，孙氏又出版了他的《银行释义初稿》，其中对银行所用借贷复式簿记体系也有详细表述。作用在论及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簿记方法为我国所用时，亦提倡先结合中国实际，产生一种改良簿记，以此作为改善中国会计状况的过渡阶段。
（四）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尝试
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它创办于1904年，1908年改户部为度支部，遂更名为大清银行。在该行创办期间，清政府曾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商科，另一方面又派员赴日考察租税与会计制度，这些对该行进行会计改良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创办新式企业为目标，大清银行所推行的改良工作是全面展开的，从会计改良方面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该银行的“九科”组织建制中，专设出纳、核算、稽查三科，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牵制关系；（2）确立了账务制度与统账制度，以及会计稽核、检查制度，把银行的核算工作与管理工作统一起来；（3）对会计方法的改良也较为全面，如在账簿设置、会计科目设置、会计凭证应用、现金式借贷分录法采用、结算方法应用、盈亏计算方法采用，以及在会计报告方式方法方面都体现了改良的精神，基本上打破了中式簿记的格局，初步形成了改良银行会计的方法体系。
为维护改良成果，大清银行一度创办了银行学堂，并专门开办了簿记讲习会，这又直接推动了该行所进行的改良会计工作。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成效不仅对当时我国最早开办的储蓄银行——信诚银行的会计改良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改良中式簿记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可见，中国早期出现的改良会计思想及对改良与改革会计的尝试，初以引进为开端，后以新式银行为实验场所，其中爱国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良、改革的起步阶段，涉及到组织制度与会计方法两个基本方面，通过改良、改革在这两方面已初见成效，其对后世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先导性影响作用。

二、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

民国初年，在爱国学者的主持下，推行新式簿记的工作在银行中继续进行，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谢霖主持进行的交通银行会计改良与改革及诸如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所进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最终都基本上以新式簿记取代了中式簿记。尤其是1924年全国银行工会联合会对银行所用会计科目作出统一规定，使银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出现了新的进展。同时，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在一些爱国学者的推动之下，公共会计师事业开始在中国兴起，我国早期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在京津地区及上海开办，谢霖、秦开、杨曾询、徐永祥等学者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会计师，1925年还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以上举动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进人到会计改良与改革初步进展阶段创造了基本条件。
（一）政府会计的变革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曾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参照欧美做法对政府会计进行了变革。当时，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财计组织变革。1931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甘默尔财政顾问团的建议自上而下设立了“主计处”，自此实行所谓“超然主计制度”。主计处下设岁计、会计、统计三局，分掌预决算编制、全国会计工作与统计工作，各级主计长官职权独立，对各级财政长官及行政长官具有牵制作用。同时，在主计处构建的基础上，又在审计系统、财务行政系统、出纳保管系统与主计系统之间建立了“计政联练组织关系”，从组织形式与内容方面考察，其进步十分明显。
（2）政府会计中的法制建设。当时，为拯救中国经济，一些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力主依法治理国家财计，一方面他们主张参照国外成规建立各项专业法规，另一方面则主张把法规执行落实到具体会计制度制定方面。30年代所制定颁行的主要法规有：1935年的“会计法”、1938年修订颁布的“审计法”及1937年修订颁布的“预算法”、1938年颁布的“决算法”，以及于1938年颁布的“公库法”等。可见，上述计政法规已大体上形成相配合的系统，加上陆续颁布的各项施行细则，在财计立法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在主计处设立之后，1932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当时，这在规范会计方法使用方面起到了作用。1939年又根据会计法的精神，在原统一会计制度的基础上颁布了简称为“一致规定”的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又取得了进展。在会计方法方面的改进，突出地体现在路、电、邮、船四政特别会计方面，一是统一采用了“借贷记账法”，二是在成本核算方法应用方面有较大改进，三是建立了科学的会计方法体系。
尽管上述变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及吏政极端腐败，财计组织制度的变革最终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爱国知识分子的整顿吏政。强化管理、提高政府财计公务效能的设想与愿望亦最终化为泡影。
（二）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为救助与振兴处于衰落之中的工商企业，以潘序伦、徐永祚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徐永祚先生主张改良中式簿记，而潘序伦先生则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理论与方法，改革中国企业的会计。这样，历经了30年代的改良与改革企业会计之争，十分明显地推动了我国会计的改良与改革工作。从改良中式簿记方面讲，它对于推进部分中小企业会计的改良起到了过渡性影响作用，这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历史贡献，而潘序伦先生主张的引进改革在30年代的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经过努力最终基本上实现了对大多数工商企业会计改革的目标，其进步在于：（1）改进了工商企业的会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会计的落后状况；（2）通过变革中的争论，增进了会计学术交流，推动了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3）促进了审计事业的发展，使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中国民族工商业权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4）推动了会计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会计改革的全面进展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会计改革逐步展开，并于1978年进入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阶段。综观新中国建立五十年来会计改革的历史进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仿效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模式，建立新中国基本会计制度的阶段（1949年10月一1958年6月）与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全面改革阶段（1978年至今）。在两个阶段之间的时期（1958年7月一1977年），既是中国经济演变的非常时期，也是我国会计演变的非常时期，故本文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阶段对待。
（一）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一阶段
由我国古代经济与近代经济演化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中尤其是由1900年至1949年9月之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化之恶劣状况所决定，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经济恢复启动及经济体制建立的选择方面，既不可盲目地在经济方面进行对外开放，实际上也缺乏建立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因此，当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惟一出路，势在必然。故而当时在推行会计改革与建立新中国的会计制度方面直接向苏联学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大的方面讲，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建立财计组织，领导全国的财政、会计工作与改革工作。1949年，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立财政部。同年11月1日，财政部正式办公，其下设置会计制度处，负责组织全国的会计工作。此后，新中国的财计组织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建立与统一会计制度。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行经济核算制，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创造基本条件。为推行经济核算制，当时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着手进行建立与统一会计制度的工作。从政府方面讲，自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后，建立会计制度的工作便紧紧围绕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的任务进行。1950年4月通过颁布《各级税务机关暂行会计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务会计规范。1950年12月又通过颁布试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及《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两个重要文献，使政府会计核算制度的基本体系得以初步形成。自此，金库、税务、总预算及单位预算四方面有了统一的会计规范，从而使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得到切实保障。
在企业方面，根据1950年3月9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草拟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训令”，中央各主管企业的部门开始着手制定各类企业的统一会计制度。各类草案最终经财政部审查，先后送达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颁布。为开展审查工作，财政部特设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负责审议各类企业的会计制度。那时候，该委员会在工作中经常征询苏联专家意见，以尽可能吸取苏联的经验。训令发布月余，首先是重工业部拟定了《中央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制度》。至1950年4月25日，先后有铁道部、邮电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交通部、燃料工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以及出版总署等共计拟定了22个会计制度草案送审。到1950年年底，这些制度均已正常发布执行，工作之迅速可想而知。统一会计制度的发布执行，行之有效地规范了各类企业的会计行为，在会计核算方面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从而为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以及步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创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尤其是通过1951年11月与1952年10月所召开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又进一步解决了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之后的财务会计制度建设问题。在会计方面，第一次会议除研究了《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和对工业、交通、铁路、邮电、贸易、农林等六大行业的统一会计科目、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外，还研究了《会计主管人员职务、权利、责任暂行条例》。第二次会议又进一步研究了国营企业的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报表格式、统一登记会计簿籍与境列凭证办法，以及以统一成本核算规程为内容的十一项财务会计制度。两次会议所研讨的制度在1952年的颁行，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企业会计核算统一的基础，而且有效地改善了会计工作的质量，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基本上实现了会计工作与推行计划经济工作的有效配合。在1953年和1954年，又对上述制度进行了修订；1955年，经过修订由国务院正式颁发了《国有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1956年又根据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需要，颁布了公私合营企业会计制度；到1957年，在颁布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简易会计制度后，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中的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告一段落，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3）推行班组核算制，稳固企业会计核算基础。班组核算制的建立是50年代会计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起始于钢铁企业，在像鞍钢这样的大型企业中得到推行发展，并最终把这种制度推向全国。班组核算充分调动了群众主动参加企业管理与核算工作的积极性，它稳固了企业会计核算及其管理的基础，是50年代会计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4）改革会计方法体系，实现企业会计方法应用的统一性。一致性。1949年10月以前，尽管在会计方法革新方面已见成效，然而事实上在会计方法具体应用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总体上是西式与中式会计方法并用，在会计核算方面难以统一，会计信息取得不一致，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乱，这些自然成为50年代新中国会计方法改革的基本目标。
在1950年财政部所颁布施行的《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各单位的会计核算应采用收付实现制与复式簿记原理，并用现金收付记账法登记账目，在记账方法方面保留了传统做法。1951年，在对该项制度作出修订后，其规定改为“采用复式簿记原理，按借贷记账法登记账目”。尽管修订之后的制度对各级总会计单位是否参照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付记账法还留有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后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的趋向已十分明确。这是值得肯定的。在企业记账方法应用方面，各种统一会计制度虽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已采用了借贷记账法，并且比政府会计要进一步。由于在苏联会计的建立中，也曾考虑与国际惯例靠拢问题，故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的经验也自然在不少方面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如在会计基本假设、应计基础、会计基础原则与要求，以及会计核算基本程序等方面都基本上做到了向国际惯例靠拢。
（5）发展新中国会计教育事业，以教材建设促进会计理论建设。1950年9月，教育部在对文学院的培养目标确定中，便明确了应以培养财经建设人才为总任务，并在计划中尽可能增加财经师资。1953年5月，通过院系调整实现了以中南、上海、辽宁、四川四所财经学院与中央财政学院为主干的财经院校体系。至60年代，各类商学院的建立及中等财经专业学校的发展，又已形成了一定的财经人才培养规模，在促进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方面，既向苏联学习，构建了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又结合中国实际，自编产生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教科书。
根据高教部1955年发布的最新教学计划，各财经院校相应改进了会计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从此，以教材建设带动会计理论研究，使高等财经教育改革初见成效。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50年代，在有计划招收会计本科生的同时，还进行了会计函授教育及夜大教育，逐步使会计教育深入到山区和边远地区。在50年代至60年代，会计界的理论研究大体上是围绕着教材建设进行的，一方面引进苏联教材，接受“社会主义会计实务与理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以往引进的欧美会计教科书，强调会计的社会属性方面。在进入60年代后，会计教育界又开始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教材建设，教材内容有了一定的改进。
（6）确立总会计师设置制度，实行总会计师责任制。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规定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试行总会计师制。1963年，国务院又批转国家经委及财政部所拟《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明确了总会计师的地位、任务及其职权。总会计师组织制度的确立为后来经济改革开放期间在国有企业中确定“一长三师”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产生阶段，它要求会计改革为经济恢复服务。1953年由经济恢复走向发展，并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客观要求会计改革必须解决重建会计制度的问题，以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会计自然而然成为这种体制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按照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构建会计工作的基本模式，可以讲，这便是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归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上述可见，50年代向苏联学习是必然的选择，是明智之举，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所进行的改革，保证了我国顺利进人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阶段。当然，由于当时“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留下了一些后来制约我国经济与会计发展的问题。就会计而言，第一，在会计思想上造成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核算工具论”占据支配地位；第二，使会计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受到“左”的影响，一度导致以会计的阶级性掩盖会计的科学性及国际性；第三，在会计制度设计与会计方法应用方面产生了颇为严重的繁琐现象，从而造成了会计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第四，在“闭关锁国”与计划经济思想支配下，使第一次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受到极大的限制，也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际环境，从而最终使改革产生了片面性。以上问题既是造成“大跃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严重会计失误的重要原因，客观上它又必然成为新中国第二次会计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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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会计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完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会计体系与会计模式的构建；其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趋动之下及为配合经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要求会计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解决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协调问题；其三，在经历“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与极“左”行为的冲击之后，欲实现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及彻底消除不良影响，改革之路必然会是曲折的、艰苦的；其四，在1949—1978年间，传统会计基本上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会计工作者及其工作水平也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要通过改革实现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其任务亦十分艰巨。鉴于上述原因，新中国第二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远大的，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要实现的几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财务会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改革所触及的范围与内容也必然是广阔、深刻而复杂的。尽管在20世纪结束之时，这个阶段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还不可能最终完成，然而，1978年至今，中国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却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读者亲自经历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故下文仅从七个基本方面对会计改革成就作简要归纳。
（1）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本质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它是反映指令性计划实现的工具，因此在1978年以前“核算工具论”或“管理工具论”的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会计工作、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教育等方面。1962年5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讲：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这是“工具论”在上层领导者中的反映。1980年11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会计学会年会上讲：会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从国家需要来说，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中会计思想转变在中央领导者中的反映。1981年，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确认会计具有参与经济决策的职能作用。其后会计学界与会计工作者在这方面统一了认识。至90年代，国务院对会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对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更加切实的评价。自此，在会计思想方面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会计思想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由传统会计阶段向现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会计改革的各个方面。
（2）会计法制体系的构建。制定会计专业法规，依法规范会计行为，是我国会计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1980—1984年的拟稿及反复讨论，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对于其他法规的简称相同），它填补了新中国会计专业法规建立中的空白。为适应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1993年12月颁布了第一次修订的《会计法》，此次修订增补了新内容，扩大了法规的适用范围，修正了原法中的不相适应的方面，其改进产生了阶段性影响。尤其是1999年修订颁布的《会计法》，显示了我国会计专业法规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此次修订《会计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增强法律力度，严格法律责任，以充分显示《会计法》的权威作用，使其在解决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秩序，以及在防范经济犯罪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为形成相配合、相协调的专业法规层次，90年代还先后颁布了《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10月，1999年修订工作已启动）、《预算法》（1994年3月）、《审计法》（1994年8月）等。同时又陆续发布了相关法规，诸如《公司法》（1993年12月）、《票据法》（1995年3月），以及《企业破产法人《经济合同法》与税法等，自此已形成了执法中相关联的经济法规层次，从而使会计法制的基本体系得以构建成立。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准备及理论探讨，财政部于90年代初开始领导会计准则建设工作。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成为推进中国会计改革的一大历史事件。在基本会计准则建立的基础上，又立即着手进行具体会计准则的建设，从1994年起，先后公布了5批30份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了会计界各个方面的意见。1997年发布执行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到1999年，已先后发布了9项具体会计准则，今后还将陆续发布。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会计改革成就不仅显示在配合经济改革，规范会计行为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而且也把中国的会计国际协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从1994年着手制定独立审计准则，到1995年12月颁布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1996年发布第二批，以及于1999年颁布第三批，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基本体系也逐步形成，这一改革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前文可见，不仅统一会计制度是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从建国之初起已经形成了以专业会计制度规范各个行业会计行为的历史习惯。同时，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度发布、修订与应用的历史状况考察，技术性及可操作性很强的会计制度，既适合我国会计工作者的习惯，也很适应他们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水平，故从会计工作者方面讲可谓对这种制度情有独钟；而从制定发布者方面讲，可谓注重了中国的国情与实情。正因如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便必然会出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局面，并且是传统的经济领域依旧保留着传统专业会计制度，而新兴的经济领域又制定形成了新的行业会计制度，1985年3月财政部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便是一个例证。1992年11月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颁布了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它充分反映了在我国会计法制体系建设中主管部门对制度建设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注重。
（3）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会计实务的发展。在经济体制逐步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开辟了会计实务发展的新领域，围绕这些新兴领域，通过研究及进行合理借鉴与实践，最终从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方面将新兴的会计专门领域确定下来。在二十余年的改革中，最初确定下来的是中外合资、合作方面的会计及跨国公司会计，随后是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及证券业的会计等。后来出现的新会计实务领域渐渐趋于细化，产生了诸如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会计、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企业租赁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等。目前，会计实务的发展还在进行之中，它对于我国会计法制建设、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4）会计理论在经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改革体现在会计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史无前例。其一，在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之下，结合中国改革实践相应引进应用了国际上先进会计理论；其二，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推动下，展开了对深层次会计理论的研究及对新兴会计理论领域的研究；其三，在会计教育改革推动下，以理论研究成果改变了教材建设的面貌；其四，在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推动下，使我国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进人到一个新阶段；其五，会计研究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等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总之，二十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现代财务会计与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体系，在理论建设上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并且在理论建设中兼顾应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及史证研究三种基本方法，初步体现了“大科学”时代学科之间相交叉、相配合及相互长入的精神，使现代会计开始显示出边缘科学的色彩。
（5）会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79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财经教育会议，确定了财经院校今后的发展方针。至1985年，不仅高等财经院校由1979年的22所增加到62所，而且自此各校都着手会计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从财政部方面讲，它领导进行的会计教育改革起始于1983年，此后通过有计划的在部属院校中的改革试点，最终带动了全国的会计教育改革，在会计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在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教育部与财政部一方面在改革中发展了函大、电大以及其他方式的成人会计教育，另一方面又有步骤地建立硕士、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了一批将在对世纪发挥骨干作用的高级会计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
（6）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1980年12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成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兴起之首要依据。随着1981年1月1日“上海公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此后其他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会计师事务所1986年为80多家，1988年为250家左右，至80年代末便达到1700多家，1995年年底在“两会”联合之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数达到6300多家。截至1998年底，我国共有会计师（审计）事务所683家，从业人员12.7万人（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为5.6万人），此外尚有非执业会员6.9万人，这支行业队伍的规模已接近20万人，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惊人。为进一步确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目前脱钩改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0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改变。此外，在世纪转变之际，我国的公共会计师审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加欣欣向荣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在新的世纪展现。
这里，还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实行的正常化与规范化，它突出地体现了我国会计、审计工作的改革成就。自1991年以来，我国成功地举行了7次全国统一考试，累计有120多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3.9万人次取得了单科合格成绩，4万多人取得了全科成绩合格证书，近2万人获取执业证书。我国的这种成功的考试制度在世界公共会计师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7）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计算机革命。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信息革命，开辟了人类信息社会的远大前程。尤其是在现代企业进入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经济发展时代后，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信息系统，以及其中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便已成为它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旷日持久的计算机革命。在经济发达国家，50年代便开始把计算机应用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其中会计方面的计算机革命成绩尤为突出。60年代已分别建成企业的业务、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系统，70年代又建成企业的经营决策支持系统，80年代计算机已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推进到智能发展阶段，而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互联网络的开通，又在推进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显著地促进着国际会计协调工作，使会计进一步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而今已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应用，将强有力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把社会经济推进到信息化经济、数字化经济、知识化经济的发展阶段。
计算机革命是我国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78年起步到1988年，已在会计专用软件开发与使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1988年8月，在吉林举办“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之后，我国又进展到通用化、商品化会计软件开发。应用阶段。在此期间，几百家专业公司先后成立，中国会计软件市场形成，至今已有数百万家企业及事业单位进入计算机革命的初级阶段，其中大部分企业与单位已实现了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1996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计电算化发展研讨会”又预示着我国计算机革命在会计中推进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对世纪初，我国将会在“核算型”软件开发应用的基础上，把电算化事业推进到“管理型”软件全面开发应用阶段。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会计改革是在一些杰出的爱国学者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它旨在突破中国经济的黑暗，振兴民族工商业，力求改变中国经济与会计的落后状态。20世纪的后50年，新中国第一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旨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变化要求；而第二阶段的会计改革则在于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要求，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变化的要求。从总体上讲，前50年的会计改革主要集中在会计技术与方法的改进方面及基本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方面；而后50年的改革，不仅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是从会计法制建设着手，全面深入展开进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会计改革的目标明确，改革的内容触及根本，并且全方位展开，进展迅速，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第二阶段所进行的改革才刚刚开始。面向新世纪，面对我国改革逐步深化而提出种种新的要求，未来的中国会计改革任重而道远。如何完善财务会计的法制体系，把立法与严格的执法统一起来？如何进行与实现会计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确立财务与会计组织部门在现代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如何进行务实性改革与进行务实性理论研究，处理好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如何把会计改革与财务改革统一起来进行，使改革触及企业与社会更加深层的问题，进而使财务与会计的改革成为企业与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推进会计的国际协调工作，在改革中既考虑到中国的特殊环境，又考虑到会计的国际环境及会计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最后，应当如何处理会计准则建设、执行与行业会计制度建立与执行的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理顺这种关系？凡此等等都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世纪之交，中国的会计改革所面对的是一支由1200万人组成的会计队伍。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会计法与会计准则的建设，还是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育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1200万会计人才的更新换代问题，解决1200万人的法制水平、理论水平、专业技术水平，以及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问题。仅就会计准则建设而言，其成效不在于会计理论界、会计教育界对其讨论得轰轰烈烈，也不在于外国人对它有多么高的评价，而在于1200万人对它的理解、掌握与热情支持，在于1200万人在执行中的扎扎实实，在于它在规范1200万人会计行为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现今，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已经跨进新的世纪了，解决1200万人在新世纪会计工作中的适应性问题，改变这1200万人的总体素质，使其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这将必然是我国下一步进行会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世纪会计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