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发掘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人们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预测。中国 经济难该头展，对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家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学究竟该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实 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吗?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 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 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 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 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的历程已经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 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 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做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 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 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 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 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 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 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变还是不变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 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 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 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糅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 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 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 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 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 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 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 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 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 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 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 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 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 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 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 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 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 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国别的经济学理论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 ，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 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 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 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 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 的，但这些研究资料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便不再具有国别特征。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 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 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 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 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 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 ”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 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经济学家要学会借鉴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存在着一种失之偏颇的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 可取的，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 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中国经济学家应从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成果中汲取 有益的内容，借鉴其中某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 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为他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 、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 ，就无须我们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

如经济学的数学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重视运用数学工具表述和论证经济理论，并 注意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以往多数著作只注重文字说明，缺乏数理分析，没有数量上的论证，提 出的主张也只有方向性意见，而没有具体的“剂量”，可操作性不强。相比之下，获得 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经 济学的实用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各种现实问题方 面有更多的作为，不能脱离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单纯地就经 济谈经济；再如经济学的实证化。中国经济学家在开拓性研究的理解上往往局限于一种 新观点的提出，至于这种新观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却常常不予 深究。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涉 及到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超越价值判断，不能只 停留在各种观点的提出上，而应该对这些新观点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成为能 够推动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成果。这样才可以发现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使 经济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