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乡村发展道路的理论解释
【 作 者 】郭建如
【作者简介】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编 者 按】时至今日，国人仍然要面对这样一种生存处境：农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
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
我们选择未来道路时的可能性。本文可能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研究有所帮助。
【 正 文 】
在一定意义上，从乡村社会进入以城市为主要人口聚集区的社会，是近代以来所发
生的主要变化。《白鹿原》等小说以文学语言揭示了近代村庄的历史，而学者的探索则
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把握那些在历史和现实中似乎都寡言少语的农民。
经济：“吃饱饭了吗？”
吃饭一直是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大问题。而吃饭问题又显然不只是“种植、收割、脱
粒、磨面、做成食品”这种简单的工序。这里有着多个问题：地要怎么分？谁不种田？
谁吃的多一点？
黄宗智：中国的小农经济
他认为中国的乡村经济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西方的发展模式假定了一个发
展链条，即商品化会促使小农变化，促使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并产生为积累而积累的资
本主义企业。黄宗智在华北的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他发现，商品化促进了经
营式农场的出现，但同时也使这种追求利润的农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100亩到200亩）
便不能再发展下去。商品化带来小农家庭的更加充分的完善和强化，农村中妇女儿童加
入农业生产，使得农村生产家庭化；商品化会使小农的生产出现一种无发展的增长，即
虽然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值来讲，该地区的农村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当快的增长，但
这种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来实现的，因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中
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它战胜或者阻碍了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的经营式农
场的发展，使商品化无法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
为什么那么大的人口压力，盈利性的农场却没有占上风呢？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
体制使得农村与农村之外的社会之间隔着一堵无法突破的墙。农村要发展，就是要推倒
这堵墙，将人口压力释放到农业外的领域。黄宗智对于改革之后农村的研究表明，中国
未来的出路可能要寄托于乡村工业了，而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也不同于传统社
会主义的道路，它是一种在学者看来充满惊诧的道路。然而却可能是可行的。
施坚雅：经济解释一切
他根据自然条件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和若干子区。他认为这些区域的发展并不与其它
区同步。他还提出了城市等级体系和行政等级体系等概念，并发现在晚清还没有形成一
种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他早期的研究单位是市场体系，或称为市场共同体，而不是村庄
。也就是说是将村庄连在一起的一个更大的经济、行政、社会编织的网络。施坚雅模式
在国外汉学界影响很大，结果使国外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农民是围绕着市场共同体生活
的。后来有许多研究学者对他的经济决定论——将市场共同体等于交往圈提出了批评。
认为这些区域的形成并非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
费孝通：两条思路可以融合
黄、施二人所明确的或隐含的为中国社会发展规划的路子是不同的，在黄那儿是要
解决人口压力，即乡村工业化；而在施那儿可能就是各具规模的城乡连续体如何合成结
构一体的问题。在读费先生的著作中，我发现这两条思想意都在费老那里得到了统一。
费老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人口压力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工业发展
后要发展小城镇，各地的情况不同，可以闯出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从各种模式的探讨
中，费老进一步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提出要区域发展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相结合，最终实
现全国一盘棋的想法。由乡村工业的流通问题便想到要发展小城镇等一系列主张，这是
与施坚雅相同的。
另外，费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提出了与黄相一致的观点，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坚
韧性。有一段话值得细读（《乡土重建》）：“在这小小的生产细胞中，不但消费可以
自给，生产要素也是高度自给的。劳力是靠自己下田，必要时和别人换工。劳力的自给
更加强了农业经济的韧性。……在劳力自给的农家，他们没有工资这问题。反正也没有
其它用处的劳力，无论怎样，只有在田里讨生活。土地不好，收成坏，并不能发生不值
得耕的边际。他们是以生活程度迁就现实的。生活程度是个别的，是大有伸缩性的。农
业生产直接和这一一直可以降到死亡的生活程度沟通，除了死亡的威胁，似乎很少可能
使农民自动放弃耕作，于是农业生产停顿也成了不太容易发生的事了。”
政治：天高皇帝远？
天高皇帝远，说的其实是皇帝的专制并不能触及每一个农民。更有学者说，长期起
来，传统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只能到达县级。而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世界各国则都出
现了国家权力不断下伸的趋势。
黄宗智：三角结构
他认为应该考虑一个涉及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他指出20世纪前的
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华平平原的各村落是相对闭塞的，村庄内各阶层中只有
最上和最下层和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
士绅之间的缓冲器。由于华北家族势力影响不大，因此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
管理的。这些人对村庄起着保护作用。但是随着地方军事化和现代国家政权的官僚化，
来自外界的压力迫使原来内生的保护型村庄领袖退出了领导地位，而一些恶霸、地痞勾
结外来的人员出任领导，祸害人民。总的来说，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有利
于革命的爆发。
黄也给予集体制以深刻的揭露。他认为，人浮于事的难题必须从农村过密化这个由
来已久的历史传统中去考察。其奥妙在于通过扩大人口去扩大剩余的绝对总量，而无视
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持续递减。
费孝通：双轨政治
他指出了旧中国士绅在沟通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上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双轨
政治”的概念，并分析了当时农村的政权情况：近代大量士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些
恶棍进入村庄政权，充当政权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代理人，将双轨政治变成了一种单轨
政治，将大量的赋税以及摊派通过这些趁机勒索的恶棍而加到农民身上，恶化了农民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费先生对于政权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但他近年关注到政权对于
乡村工业的作用，如他认为，苏南模式实际上是“社区所有，干部经营模式”，他也认
识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政治与经济不分离给农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困难
。但费坚持认为对于贫困的农村的发展，还是应该由政府参与。
杜赞奇：经纪模型
他利用满铁调查资料研究了华北农村。杜的视角是研究国家政权建设与文化网络之
间的关系，最核心就是文化与权力，特别是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建构关系。杜赞奇受施坚
雅的影响，更为关注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政治上之外，更重要的是村民的
宗教信仰与国家信仰之间的沟通，也即国家不仅仅通过科举、通过士绅来控制村民，而
且还通过文化来实现整合，老百姓与官府均利用“关帝”的神话即可说明这点。
在论述国家政权与村民在赋税等方面的关系时，杜赞奇提出了一个“经纪”模型，
认为这些税赋都是由村民的领导人所操作，但是在旧有的社会里，由这些村庄领导人起
着保护的作用，那么这种征收模式称为一种保护性经纪。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祸害村民的盈利性经纪。特别是在国家政权现代性进程加快时
，摊派加重，打破并破坏了原来的文化网络，使原来保护型经纪人退出村庄领导职位，
一批恶棍趁机占据。这些人加重勒索，于是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问题。新中国的建立标
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新中国初期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
任务，它根治了自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偷税漏税。
杜赞奇的论述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发展市场
经济的同时，国家部门的行政干预造成了很多问题。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使一些乡村
干部再次成为了经纪人。
肖凤霞：细胞化
她认为“环城公社”80年的社会变迁中三个维度是同时存在的：“农村社会和经济
组织的变迁，国家各种乡村精英和普通农民中间的权力关系的变迁，定居者几代人共享
的意义世界的变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三个方面相互编织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化过程。
处于这个过程核心的则是“经济上老谋深算、政治上精明、文化上有创新能力”的人类
行动者。肖凤霞希望运用华南地方史来阐明，包含着农村社区的变化着的宏观结构是如
何通过当地精英的谋利而影响他们的。
在肖凤霞看来，华南区域史，具体的即是环城公社的地方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传统精英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地方强人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乡村干部成为地
方精英，第四阶段即改革以后。传统精英统治时期被连续的战争所打断，统治这个地区
的不再是士绅，而是地方强人。进入第三个阶段，乡村干部出现了。他们的产生是来自
上面影响的结果，一些知识分子进驻村里，根据出身而挑拣一些人，进行土改，这些人
在土改后成为了乡村干部。肖凤霞详细地分析了在国家政策中，如集体化过程，大跃进
过程中村干部及其上级与村民之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对上面的压力，村干部的策略，
村民的抱怨分析得很详尽。经过集体化以后，整个村庄变得细胞化了，村干部被更多地
整合进党的体系中。此时的村干部已不是以前的士绅，因为他们的自主性很小，为了向
上流动有时还要牺牲村民的利益。肖凤霞还谈到了第四阶段村民、干部的反应和他们的
去向等。
肖凤霞的突出贡献是将国家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中，这在以前的小社区研究中是缺乏
的，然而在研究复杂的大社区时，不研究国家，恐怕是不行的。
总结以上五位（黄宗智、施坚雅、费孝通、杜赞奇、肖凤霞）人类学家的研究，我
们发现，他们研究的主题是相接近的，研究的成果相互参印的也较多。这五位研究者的
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方法论上）；中国乡村经济如何发展及
发展机制何在；中国乡村的精英与村民、村民及政权的关系如何。
可以说，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仍在继续关注的，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
与农村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