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
金一虹
内容提要：农村非农化过程既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发生裂变和

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重

新分配的过程。本报告把性别指标引入这一过程，作为观察农村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个视角

，研究分析在非农化过程中，非制度性因素〖CD2〗血缘与地缘是怎样影响两性间的资源再

分配的。文章既描述了血缘地缘对本社区女性完成第一次职业转换的积极意义，也描述了非

农转移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序性、女性职业低层化的形成以及新的性别利益结构，分析了乡村

工业化怎样“复制”、扩大了性别等级并能过工业组织使之制度化。从而提出一个随着市场

化进程发展和乡镇企业改制，社区利益制约趋于松弛，血地缘对女性保护逐渐减弱的情况下

，如何使农村女性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与男性平等享受发展资源的问题。
一、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农村人口的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农村

非农村非农化过程。仅1980～1995年15年间，乡镇企业数量增加了15倍，产值以年增多30%

的速度增长，乡镇企业职工由2999.7万增加到12862.1万亦即又有9800万农民洗脚上田改变

了职业身份)。在一些非农化程度高的地区，非农产业已取代了传统农业成为农村最活跃的

主导产业(如江苏省农村1995年非农产值已达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5%，如无锡市高在96.1%)

(《江苏年鉴》1996)。
在这里我要做两点说明：第一，为什么 在本文我用“非农化”这个概念而不是用“工业化

”?因为“非农化”指的是农村生产要素从传统的种植业转移到包括制造业也包括第三产业

在内的、一切非农产业部门的过程，因而其涵盖而更广，也更能反映中国农村现代化特点。

我在这里使用“非农化”这个枞，也是为了与早期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工业化模式有所区别

。
第二，我想强调的是，农村的非农化并非从今日始，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农村传

统的非农化水平与其他低收入经济国家类似，在15%—30%之间。1929—1933年间，曾对中国

101个地区38256个农户进行调查，结果7岁以上男性劳力，有45%从事农业，27%既务农又务

工，还有20%完全从事非农劳动。〖ZW(〗1929—1933年间对中国101个地区38256个农户调查

资料引自约翰 .L.Buck：《中国的土地利用》第371—372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

，中文转引自塞缪尔、何保山、顾幻瑞等著：《江苏农村非农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1年版，第26页。〖ZW)〗苏南地区自进入20年代非农步伐亦加速，据满铁“上海事务所”1

939—1940年间对苏南5县11个自然村的调查，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中，农村经济已普遍

兼业化了，70.9%的村民属兼业农户，只有17.3%是纯农户，还有11.8%成为不耕种土地的非

农户。亦有亦工亦农型经济如太仓直塘遥泾村，村中40%农户有人在纱厂当工人，有的甚至

完全不种地，夫妻双双在厂务工。其经济结构非常接近于80年代苏南大多数农村的特点。到

1949年时，全国工业产值中约有25%是由农村创造的。(转引自曹幸穗，1996，第155、18页)

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把兼业和专业的手工艺匠都吸收到合作社中，农村的非农化发展很慢，

其至停滞。人民公社会期间又有大起大落，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

村非农化过程进入加速期。所以对农村的非农化过程分析，不能离开这一历史的背景。
农村非农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一项可供选择的战略，也作为 个发展趋势，使中国农村发生着

结构性变化，改变着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为一个结构性变革，也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在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同时，性别利益有什

么变化?女性农民在非农化过程中的代价与收益是什么?在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她们能否

与男性平等地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机会和新资源?
为此，我在1994年申请了一个有关课题：“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制度性、非制度性约

束条件及对策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基于这样一个假高——发性劳动力非农化转

移滞后于男性，因而最强的劳力将转移到工业，农业将出现女性化趋向。这一观点我在1990

年郑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很多学者做了更深入的论证(金一虹，1990；

孟宪范，1993；任青云，1995)。然而我于1995年底开始的这项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起码在我所调查的苏南苏中三个村中，非农转移的过程性别歧视不明显，无论是在非农转移

的“瓶颈期”，还是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加速期，男女两性在转移的速率上并无明显差别。

使 不得不重新考虑，所谓非农化过程中的资源重新分配，应以什么为指标?显然仅仅用转移

速率来描述分析是不够的，应该观察农村经济结构转换时，性别利益的深层结构变化，并对

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提出新的假设。
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除一般的统计资料文献外，主要以作者本人在苏南苏中三个村(苏州盛泽镇的东港村

、常州湖塘镇的周家巷村、扬州市郊的文峰村，下文分别简称为东村、周村、文村)的观察

作研究素材，同时借鉴《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塞缪尔、何保山、顾纪瑞等，1991)的

成果。很多国内外学者都认识，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村庄”应是一个基本的要素。这

是很有见地的。本项研究亦把行政村作为基本研究单位，鉴于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均衡性，非

农化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转移路径也是极丰富的、无固定模式的。那么上述区域性研究有多

少普遍意义?
1.无论从转移到非农冰业部门的劳动者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还是从非农产业产值所占农村社

会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三个村都已初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三个村从

事非农生产的劳动者占农村劳动力比例分别为98.10%、97.72%、80.23%；非农产值占农村社

会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98.81%、98.18%、98.19%)，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化过程，有利

于我们对非农化进行过程性分析。在我选点的过程中，曾考虑过镇江黄墟镇的龙山村，但因

该村属跳跃式超常发展(1987年才因养鳗起步，1992年年产值就突破1亿元)，发展过程未充

分展开，故最终放弃。但有些资料下面还要用到。
2.三个村都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劳力，处于两种农村劳动市场①的产汇点上，有利于对社区

内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两种非农转移的模式进行比较。
正如李银河在批评贝克尔的人口经济学时所说，一种行为一旦与文化差异发生了联系，就不

再是经济学的理想题目。(李银河，1994，第4页)从经济学角度，取劳动力转移速率做主变

最是对的。②但两性利益结构的变化涉及深层制度以及观念系统，仅以此作观察分析的座

标就无法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图景了。故本项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别人法

，一方面设计了4种表格和问卷；(1)非农劳动者问卷》，了解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

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职业转换经历、途径、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时曾经障碍、目前职业、

流动意向等。在3个观察点分性别、分行业各随机发放150份问卷，总计450份，回收有效问

卷441份，其中男性211人、女性230人；工人289人、企管干部48人、村干部13人、科教文卫

工作者12人、个体经营者78人、其他职业1人；
(2)以农户为单位的职业经历登录表。具体做法是以3个村每村抽取2.5—3个自然村(约100户

)，以户口簿为依据，逐户登录各农户实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就业状况、流动经历，共登录8

.5个自然村，3.2户；
(3)《乡镇企业调查问卷》，由企业法人回答，同一个调查员填写，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

劳动力来源、对劳动力选择偏好、企业目标。这3个村共有注册村办企业、公司和其他经济

实体24个，其中一个属出租门面的皮包公司，故予以删除，实际调查23家；
(4)《外来劳动者问卷》，对外来找工者集中的东村丝织厂外来民工发放150份，以作分析对

比时用。
此外，对3个村5个主要村干部(书记、村长)进行调查，并做了7个个案。
三、非农转移：血地缘关系影响下的资源再分配
1.社区内转移，并未导致“男工女耕”的模式
跨地域流动中的男性优势已由很多研究所证实，③人们由此产生农业是否会出现农业女性

化趋向 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④但本调查所在3个村，农业并未出现女性化的趋向〖CD2

〗专业从事农业的极少，且以男性为主(农业机械多数由男性操作)，3个村从事农业劳动的

男劳力占男性劳力比例分别为2.4%、2.4%、22.7%，女性则分别为0、0、13.1%，其余的人都

属“业余种田”。所调查的441名非农产业从业者，从不种田的男女各是24.64%、17.67%，

仅在农忙时帮忙的男女分别占40.23%和37.93%；仍经常种田的男为20.85%，女18.97%。农忙

期间两性投入的工作量无大差别，日常田间管理的时间女性要多于男性。但绝对时间是很少

的。全年不超过25—30个工。
为什么在这一地区的非农化未导致“男工女耕”现象呢?苏南地区非农化从形式上属“离土

不离乡”的社区内转移，从时间和规模上可分起步(亦称瓶颈期)、加速、动态平衡(能转移

出农业的劳力基本都转移出来了)三个阶段。从转移资源角度说，起步期为资源稀缺时期，

此后进入相对充裕时期。在非农转移的第三阶段两性非农化程度差异不明显，那么在第一第

二阶段两性在非农化速率上有无差别?不同的调查结果不同。笔者认为是与不同地区不同的

发展战略，以及乡村工业起家的行业是什么有关。男人女人谁早转移、谁后转移是多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表象。之所以在非农化程度高的地区，在非农转移过程中两性差别或说

过程性歧视不明显，是因为与“离土又离乡”的跨地区流动相比，社区内流动有很大不同之

处：
(1)跨地区流动女性成本大于男性，往往只能由年轻、素质较好的未婚女性构成流动主体；

①社区内流动，“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成本低，“在农门口上班”特别有利于已

婚妇女的非农转移，年龄、婚姻、文化对她们都不再是制约因素。在3个村302户就业登录中

，初次从农业转移出来时，男性最年长的已有63岁，女性为48岁、半文盲。东村登录的102

户中，50岁以后才离土进厂的就6人。用当地人的话说：“到了‘大发展’后，能进厂的都

进厂了。”
(2)乡村工业的〖CM8-4〗社区倾向抵消了企业的性别偏好
中国乡镇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社区倾向。特别是村办企业，它是立足于地缘社会，按地

域基础组织起来的农村经济组织，村干部作为社区管理者，都有明确的社区目标。就业，在

很长一个时期都是社区的第一目标。用一个书记的话说：“要全村人人都有饭吃，都安居乐

业，我们当干部的日子才好过。”特别是分田到户后，当干部的就得想法让农田中释放出来

的多余劳动力都有活干，如何安排富裕出来的女性劳力也在村干部考虑之内。如东村在创办

村企之初，在办了水泥建材等适合男人干的企业后，又马上为“解放妇女劳动力”办一丝织

厂。以养鳗为主业的龙山村，在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后，又办一缝纫厂，说没指望它不什么经

济效益，目的就是安排村里的妇女劳力。
社区目标依次是：增收—福利—公平(用干部的话说：“要摆得平”，比如不能人人都进乡

镇企业时，把指标下到户——一家进一个)。社区管理者具有这样的社区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而企业表现出一定的社区倾向，则是村办企业所特有的。这被调查的23家村办企业的办企

业目标，依次为“为了企业长期生存”(20分——以1家1分计)、“追求最大利润”(16分)、

“提高本企业职工收入”(12分)、“创名牌”(6分)， 而“增加本乡财政收入”、“扩大本

乡就业机会”和“促进本乡繁荣”这3个非市场导向的目标，竟并列第五(5分)，说明村办企

业的经营者依然认为自己应承担为全社区谋利益的责任。②在要实现普遍就业的社区目标

的压力下，村办企业有为全村剩余劳动力“兜底”的任务。比如政府征地要安置农民工，无

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镇办企业，都会对“土地工”年龄有要求，如东村和文村被征地后，男安

排小于45岁的，女要小于35岁。而村办厂对本村人不能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从镇办厂“下岗

”回来，村里也要想法安排。如一个村办厂厂长说：“是乡亲总得给饭吃。”在这种地缘观

念的影响下，企业的性另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被企业的社区倾向所掩盖。比如被调查的23有

表示只愿收男工不愿要女工，另外8家说视工种而定，但恰恰是2家强烈表示不愿要女工的厂

，女工占了7成以上，因为本村男的有技术后你留不住，女的也是乡亲，还得用上“是乡亲

总得给饭吃”的原则。
(3)村办企业基本遵循不养病、不养老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的性别偏好。要

地职工是以村民身分享受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这三个村村民享有的福利有：医疗费(全

报或部分报销)、妇女产假补贴、子女学费、独生子女母亲保险、养老保险、困难户补助、

村里出资为村民安装电话、闭路电视，此外还是以工补农、公路、路灯等公共的享有者。至

于乡镇企业为职工福利支付的开支则是很少的，企管干部都承认，雇女工和雇男工的福利差

别几近于0。
(4)社区壁垒的存在，有外来民工作为“蓄水池”，使本地女性受到较多保护。
在非农转移的转折期，通常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几近枯竭——能转移出来的都已转移，与此

同时外来劳力大量涌入：这23个村办企业共有劳动力2028人，其中外来劳力924人(男368人

，女556人)接近半数。最典型的是盛泽镇，自1989年起，外地劳力大量涌入，且逐年增加，

1992年起超地本地劳动力(1995年本地劳动力是2.48万，外地工办了“两证”的就有3.5万)

，这些外来工作为乡村工业的蓄水池而存在——在进入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时候，他们源源

不断地补上，在需求不足时又被吐出。
这3个村23个村办企业，有18家明确表示，企业用人要优先录用本地人；有10家表示如果解

雇人首先要解雇外地工。有14家企业声称自己从求解雇过工人(都是自己走的)，有9家承认

解雇过工人，其中8有清一色解雇的是外地工，仅有一家说被解雇者中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

。多数厂长在解释为什么不好解雇本地人时说：他们根在这儿，辞了，让他们到哪儿去?综

上所述，植根于血地缘社会之上的乡村工业，表现出较强的社区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

于本地的妇女，使她们得以顺利地完成第一次职业转移。
2.非农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序性
然而必须看到，中国农村今天依然是“乡土性社会”，血缘关系依然是农村居民间重要 的

联系纽带，父权制依然作为深层的基石存在；乡村工业作为从原有农业组织中衍生出来的“

工业胎儿”，不能不打有血缘社会的印记。在农村利益群体重组的时候，表现出如费孝通先

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依伦理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的

，由一点向外一波一波推过开去的差等次序关系。
在非农转移的瓶颈期，离土进厂有如最稀缺的商品，农民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变成关系的

竞争。此时血缘的路径最为通达。村里最早国的厂常被老百姓称为“干部子弟厂”。在我对

东村102户登录时，发现1981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能捷足行登进入非农生产部门

的，只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15人，其中男13人，均为“五匠”、司机、电工等

“能人”，女2人，1为幼托教师，1在水利系统；另一类就是与干部有亲属关系的13人，男

性4人，分别是正副队长之子、之婿，女性9人，均为大小队长之妻、之媳、之妹，无一例外

。我曾问，那时与干部非亲非故的人，能否通过请客送礼等办法达到进厂的目的?村民们说

那是不可能的，那时还不兴送红包。请干部吃顿饭，杀只鸡就不得了了。可见，在一个封闭

的乡土社会，货币与商品交换法则还无法代替血缘关系发挥作用。
在非农转移的“瓶颈期”，不具备技术优势的女性更多要依赖血缘关系进入非农产业。因为

血缘关系所掩，这一阶段性别差异并未显现出来。
非农转移的加速期，利益可以“溢出”血缘集团时，注入地缘集团。在这一阶段，转移的机

会进一步增多，可以考虑亲属以外的人了。在农村社区的“公平意识”的支配下，进厂的“

指标”被分到家，这3个队都实行过一家进一个的政策，称之为“一工一农”。农村的基本

利益单位是家庭，当机会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稀少的时候，怎样在家庭中分配呢?村民们不

认为 这当中有什么性别偏好，“如果你认为老婆力气小，你舍不得让她种田，你就让她进

厂好了。”但调查结果，实际家庭内发展资源的分配也是遵循某种秩序规则的。文村地处城

乡结合部，历年因征地“农转非”406人，基本都是指标到户，谁“抽上来”由家庭自行商

议。在这个村登录的100户中计有19户有多个家庭成员因征地而先后脱离农业进工厂的。这

就给了我们观察利益顺序的一个窗口。当地人只承认一个规则——我们是先长后幼。实际在

这19户中，有6户是夫先进妻后进，4户妻先夫后(都是有某种原因，如夫在村有一个不错的

位置)，4户夫妻同年进厂，5户依母一子一媳的顺序。在个案调查中，典型的一户严姓家庭

，丈夫1997年征地转为城镇户口进厂，时年37岁，妻子1978年进厂，时年35岁，1982年长子

又因征地，18岁时进，1984年次子也是在18岁时因再次征地进厂。另一户(不在这100户这列

)三兄弟都已农转非，子女们也都买了城市户口，而三个媳妇却都留在农业里，说因为等轮

到她们时，她们也都超过了可进国营工厂的年龄了。所以，尽管村民们不认为排序时有什么

性别偏好，但农转非的劳动力中，男的占7成以上，这个村的女性劳力51.30%留在村办企业

，而男的仅38.54%(对农民来说，摘掉“农”字头成为“城里人”，进国营厂比进村办厂更

有益)。可以看到，除了特殊情况(如男人是农村干部或有其他好位置)，在家庭利益分配时

，基本遵循父系制为本，与女儿比，媳妇是内女儿是外，因为她们早晚要嫁到别人家。在东

村，村办丝织厂初办时要招女工，指标给到家，一家人常为让女儿进还是让媳妇进而发生争

执。做父母的在感情上都想让自家女儿进厂，干部们说，就是工厂也喜欢要小姑娘，因为她

们手更巧，媳妇在家种过几年地了，“伸出来手像树皮一样粗，吓煞人”。但最终还是遵循

先内后外的原则，让媳妇们进了。满铁在40年代苏南做的调查中，说到农户兼业化使村里能

人和强劳力离村另谋生路，在外出人员中，户主占47.5%，长子占30%，次子5%，长媳7%，(

转引自曹幸穗，1996)让我们在此看到历史表现出某种相似性。
另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我在选点时到过的龙山村，也表现出先内后外的“溢出”效应。因

为该村近年来经济发展特别快，在富裕之后，开始可以考虑龙山嫁出去的女儿们了。嫁到外

面的女儿如在35岁以下，可以全家迁回龙山。如果本人已超过年龄，可以把一个子女迁回并

安排工作(很像一些城市的知青子女政策)，本人则享受每年1000元的补贴。同样是媳妇，本

地媳妇与外来的媳妇又有内外之别。在文村，本地媳妇嫁过来当年就可以安排工作，外来的

需先种一年地后再安排(后来村办企业多了，这条规定就取消了)，工资上也要比本地媳妇低

一级。村民们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她们“没工龄”(意即未对本村经济做贡献)。在这里，

由利益之水的先后流注。我们看到一个生动的差序结构的展开。还应强调的是，外来农民工

中的女性，处于这利益差序结构的最外层。
三、非农产业中的性别利益结构
在一个基本完成非农化过程的乡村社会，个体的利益差别不再表现于务工还是务农之上，而

是主要表现于他在工业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影响利益分化的重要因素是农民职

的分化和流动。
有关农村非农化带来收入增长中包含的公平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ZW(〗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何保山认为，60年代和70年代非农收入的有效增长，缩小了

台湾城乡间的收入差别，同时使农村内部在公平分配方面有所改进(何保山，1988)；国际劳

工组织官员R·伊斯兰亦认为非农就业的增长可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因为非农收入的分配

比来自财产收入的分配更加公平(伊斯兰，1988)；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R·T·沙恩德则

认为，非农收入的增加并不对农户总收入的平等有任何改善作用(沙恩德，1988)。〖ZW)〗


认为非农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这一结论起码不适用于中国农村。非农化带来利益进一步分化

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三个村的经济收益多少来看，大至可分3个阶区：乡镇企业工人，年收

入以千元为单位(东村个别丝织厂工人有达到1万元的)；社区管理干部和个体经营者，以万

为单位；年收入在几十万一级甚至更多的人，只有在乡镇企业承包人、营销人员和私营企业

主中产生(在江苏其他地区看到，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有的地区营销人员已形成高于生

产经营者的高收入层，有的年收入达百万甚至千万—自然，这是一个男性绝对优势的领地)

〖ZW(〗“江苏农村非膛化发展研究”认为地区间非农化发展的不同模式是影响农户收入分

配均衡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使在被认为较少分配不均衡的苏南模式中，同一企业内的

不同职别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中。构成低收入组的100%是生产工人，而构成高工资组的管理人

员占37.6%，供销人员占34.4%，技术员6.5%，生产工人21.5%一全部是从事笨重、危险作业

的采石工。〖ZW)〗。女性多数沉积在低收益区，非农产业部门收益的3个区中的性别结构看

，可以看到性别分化也是客观存在的。两性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

职业的低层化。
女性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的乡镇企业，且分布在流水线上。这三个村的女性劳力在乡镇企业做

工的分别占女性劳力的77.5%、79.15%、69.87%；分别高出男性19.81、13.15、9.53个百分

点。即使同在车间，女性在流水线旁多从事简单重复、可计量的工作，男性则做机动性大、

没有定额限制、有一定技术的工作(如机制、配料)。女性尤其难以进入有较高收入的管理层

。在《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的男女性别比高达17.25：1。

在本项研究中，男性村干部(镇管干部)、企管人员分别为女性干部的3倍、2.25倍和1.5倍。

在企业中这种男性优势尤甚。以周村为例，全村共有15个法人代表(包括私营企业)，全部是

男性。95个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仅有14个女性。男女性别比为5.78：1，且女性多为从

事无决策权的基层、具体工作，其中正副车间主任4人，会计4人，仓库保管3人，质检2人，

制图1人。
造在女性在非农部门就业的低层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浒的是“低素质说”〖CD2〗妇女素

质普遍低于男的。〖ZW(〗R.T.沙恩德认为“这种不利是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产生的，非

农收入和农户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仍将进一步增加”。《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也认为

收入差距与素质绝对成正比。〖ZW)〗一些村办企业厂长在回答为何不愿招收女工时说，女

的素质低，技术开发前景不如男的。但是本人研究中有关资料并不支持这一假说。如从下表

可看到，与一般地区女性文化普遍低于男性不同，文村女性读书年数超过男性。文村因地处

城郊结合部，本村的女孩都愿嫁给城里男子，认为他们修养好，故本村男子多娶周边县的女

子。又因经济发达，对外地女子婚迁吸引力大，形成竞争，以至嫁到本村的女性都既有文化

又能干漂亮。但女性在非农产业部门低层化依旧。这不是素质说所能解释的。
〓〓表1〓〓〓〓〓被调查的441个非农从来人员文化程度〓〓〓〓〓平均读书(年)
〖BG(!〗〖BHDFG2，WK12，K8，K8，K10W〗〖XXZS-YX〗〖BS(ZSX9Y*3-YSX1*3Y*2〗村〓名

〖BS)〗〖BS(ZXX1Y1*5-ZXX3Y1〗性〓别〖BS)〗〖〗东〓港〖〗周家巷〖〗文〓峰〖B

HDG2〗男〖〗5.47〖〗7.49〖〗8.28〖BH〗女〖〗4

.75〖〗6.36〖〗8.67〖BG)〗那么素质之外，女性职业低层化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认为：


(1)乡村工业体系是在原有血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在这一结构转换过程中，父系

家长制原有的秩序得到“复制”，女性在非农化过程中发展资源远比男性少。这点，我们可

以从非农转移过程中表现出的先男后女的差序性得到证实。尽管由农业经济组织到工业组织

，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转移，但由于这种“复制”作用，性别利益秩序未变。
(2)性别分工，在两性合作中表现为级制，工业化没有消除性别等级，相反扩大了这种笥别

等级，并使之进一步制度化了。〖ZW(〗有关农村非农化过程中，性别分工如何形成新的性

别等级制，笔者将在“‘男人生活’与‘女人生活’——苏南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

变化”(1998)一文中加以论证。〖ZW)〗
五、几点结论
1.不可否认，非农化在一定程度2上能部分改善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
(1)经济状况的改善。
据江苏农村非农化研究资料表明：1978年之前20年江苏农村人均纯货币收入增和东足1%，19

78—1987年9月间6个观察点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6—9倍。表明农户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非

农产业。当前非农产业收入已成为收入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非农部门较高收益带来远较传

统农业部门高得多的收益。
(2)非农估带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有利于女性获得独立经济身分。使个体逐渐取代家庭户

成为农村的基本利益单位。
(3)乡村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女性发展空间扩大，上升通道增加。
在农业社会里，女性要得到提升，只能通过成为妇女积极分子以进入行政管理层(主要是妇

女主任，在笔者访谈过的出身于农村的妇女干部，无不经历过积极分子—妇女主任这一通道

)。而在乡村工业社会，女性有了更多的渠道，除了在各项活动中当积极分子，还可凭自己

的学历、能力得到提升。比如周村14个女性企管人员中，3个是过去“组织培养”的积极分

子；2人是因为自己文化高，有专业(中专毕业)；2人有某种亲属关系；其它原因不明。目前

，亲属关系对农村女性向上流动的意义有增大的趋势。乡村工来管理层亲属化的趋势在发展

，丈夫做厂长，妻子做会计出纳的情况很多。此外，一些从乡镇企业中流动出来后，通过办

“夫妻搭档”式的家庭工场，直接从事管理经营的也不在少数。据对周村的农业普查资料分

析，全村429户中夫妻档式的家庭工场就有23户，这种级合形式给她们比农田也比在流水线

旁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2.非农化发展中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于：
(1)生产结构变化中女性职业的低层化，造成性别分层。乡村工业体系与农业生产组织、手

工业“副业”生产相比，后两者等级制不明显，而工业组织却是高度分化的科层组织。尽管

目前乡镇企业多数尚未形成技术统治，有的甚至连技术层都未分化出，由厂长集管理者、技

术员于一身，但最终将形成管理—营销—技术的权威结构。女性是被排除在这一结构之外的

。这是性别分化的结构性原因。
(2)向上流动几率小于男性。
从流动频率看，女性低于男性。对3个村441个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者调查，男女平均转换工

作分别为2.33次和1.80次。从流向来看，现在从事的职业与初次进入非农业时相比，441人

中，从工人中流动出来的男女分别为34人、28人；转向个体经营的分别是22人、20人；进入

行政管理的男5人、女1人；进入企业管理层的男10人、女8人。女性向上流动机会小于男性

。
在对3个村441个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调查中可以看到，女性非农转移意耗比男性更强烈，

其理想职业都是非农业，选择从事农业的一个都没有，而男性尚有3人。在问及如果农业收

益好过在乡镇企业务工，是否愿意从事农业?回答愿意务农的女性比男性少8.27个百分点。

但女性普遍给自己职业期待定位较低。被调查的女性农民，其理想职业第一是进厂做工，占

63.36%，比男性高出22.33个百分点。第二是其他职业，第三是个体，第四从事科教文卫工

作，至于对做村干部、厂长经理期待甚低，都低于4%，男性在此项则为8.96%，想从事个体

经营的也要比女性高出8.87个百分点。女性低的期待与她们所遇障碍有一定关系。被调查的

男女两性都认为，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障碍依次是：本地没有机会，没有硬关系，本人文化

不够。但有2.95%的女性认为障碍来自自己的性别，而男的持此观点的一个都没有。
3.社区内转移的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本地区妇女，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特别是随着乡镇企

业改制，企业作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独立性增加，府区利益制约趋于松弛，血地缘关系对

女性保护在逐渐减弱。在失去家庭和地域性保护之后，农村女性会不会也如城市女工一样随

时可能抛入工业后备军?特别是目前，在企业改制后的村办企业的女工也如城市女工一样随

时可能抛入工业后备军?特别是目前，在企业改制后的村办企业的女工也开始大批下岗，企

业再也不想为社会 区的普遍就业目标“兜底”了之后，性别利益会不会进一步分化?这些都

是我们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江苏年鉴》1996
曹幸穗，1996，《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银河，1994，《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塞缪尔、何保山、顾纪瑞等，1991，《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保山，1988，“亚洲农村非农化的经验和问题”，载包宗顺译《亚洲非农化发展研究》，

北京出版社。
伊斯兰，R.，1998，“劳动生产率和公平收益的政策思考：亚洲国有农村工业化的经验分析

”，出处同上。
沙恩德，R.T.，1988，“农业发展、非农就业与农村收益分配—马来西亚吉兰丹的分析”，

出处同上。
金一虹，1990，“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滞后性研究”，《妇女研究》第3期。
孟宪范，1993，“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任青云，1995，“中国农村‘男工女耕’的形成及影响”，《当代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

中国妇女出版社。
〖JY，2〗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JY，6〗责任编辑：谭〓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