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严守商周以来形成的“治兵以礼”的军事思想，沿袭了“君子不重伤”“不杀黄口，不获二毛”“重偏战而贱诈战”的作战方式，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风范，墨守于既定的战争中的道德法则。因为在那个时候，军事并不强调“诈”而讲求“礼”。

     以宋襄公“仁义论”惨败收场的泓水之战标志着商周以来“礼义之兵”的寿终正寝。

    在泓水之战后不久，《孙子兵法》问世，孙子13篇雄视军事几千年，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将领乃至商贾们的必读之书。从此，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原则，战争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殷红惨烈的外衣。

    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进一步否定了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在其《孙子注》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礼不可治兵”。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精彩之处在于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谋略，从头到尾都的争斗掩盖不住一个“诈”字！

    毛泽东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两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论》（经刘继兴考证，另一篇是《救国图存论》），老师批阅后写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他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对宋襄公极其尖锐的批评，揭示了战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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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