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有一位名叫斯维伏特的著名作家，他非常留心上古的文献。他在研究一些古代文献的时候，知道了火星有两颗卫星，并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150多年以后，天文学家果然在火星的周围发现了两颗卫星，一颗名叫弗波斯，一颗名叫蒂摩斯，时间是1877年。而且天文学家观测到的两颗卫星运转的规律与周期，竟然与斯维伏特从上古文献中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

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天文学家的许多科学发现，与其说是从观测天空中得来的，还不如说是从古代人的书中得到的。然而，这些记载于古文献中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知识的主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节 人类的困惑

面对以上这些超越我们已有知识的发现，人们不禁迷茫，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几万年以前的开颅手术，奇妙但精确的古地图，以及一大堆来历不明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各种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群使用着笨拙石器的原始人正在那里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看着高清晰的彩色电视机。在不可能的年代里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问题的结症。

理论与事实

现在，即使是最保守、最严肃的学者面对以上一大堆扑朔迷离的资料，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我们以往的科学研究把人类早期文明的程度估计低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比以前的夜郎自大前进了一大步，但依然没有跳出已有理论的圈子。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史前文明史。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努力追寻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但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其实是我们想知道的历史，或许说是古人想告诉我们的历史，并非是原原本本的历史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研究必须凭借丰富的资料，但恰恰就是在资料上出了麻烦。所有出土的实物资料，本来是最可信的资料，但它却偏偏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一副出土的人类骨骼化石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他是谁、多大年纪、怎么死去等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去猜。实物资料如此，文献资料也好不了多少。大部分文献资料只是前人想告诉你的东西，他们不想告诉你，或者认为没必要告诉你的东西远比想告诉你的东西多得多，而且有许多是把错误的东西告诉了你。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5

所以历史说穿了，它需要用我们的经验和智慧去猜测，有的猜对了但也有的猜错了。比如说，我们自认为对唐朝社会的历史比较了解，但1988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了大批唐代文物，绝妙的是还有一本文物清单，是唐人留下的账本，从中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一直把唐朝许多物品的名称搞错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纯粹不着边际。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是假设，尤其是对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现有的历史学理论大厦实际就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家是怎样假设的。

一般科学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通常人们把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称之为人类文明史，而把文字以前的历史算为史前史。从上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开始对上古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集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人们发现文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超过6000年。按照文明发展的程度，学术界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国排在首位，号称“四大文明古国”。

迄今为止，在埃及发现的最早文字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距今6000年；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古印度人生活的地方，发现了许多保存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件上的奇怪符号，经过研究判断，这些符号是一些发音符号，同时还有一些表意符号，可以看作是古印度的文字，它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亚述巴泥拔国王时期的古城市废墟里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古代图书馆，大致相当于国家档案馆，里面保存了两万多块泥版，上面刻满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被称为泥版文书，它是古巴比伦文化的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