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个小时的奔驰，列车驶进了上海火车站（北站），我随着乘客走出站台，找到车站派出所，没想到两个“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我。不知他们乘坐了什么，比火车还快。此刻天已破晓，迎来了上海的早晨。两人带着我穿街过巷乘汽车，来到一个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里，他们给接待同志交待后离去。接待同志也没有多加盘问我什么，便将我暂时收留。十几天来我一直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27日晚九点多睡下到在南京醒来也就两个小时，我是怎么到的？”。其实，众人面面相觑都在纳闷，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县里、公社、还来了人调查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社的治安员来时，还拿走了不知谁放到我包袱中的黄铁盒。

　　第二次，他还是一夜到上海，并神秘地从军岗哨前隐形闯进军营

　　他在人们的猜测中心神不安地又度过了一个多月，未有别的异象发生，惊恐的小村庄才逐渐平静下来。

　　9月8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会在黄延秋家南院召开“大搞生产”群众会，黄宗善等几位村干部都在场。大会开到一半，队长让黄延秋等青年人早点睡，明天一早往地里送粪（一种农家肥），以实际行动响应大会号召。

　　晚10点多，劳累一天的黄延秋在院里的床上睡着了，他心里还惦记着明早送粪的事。可半夜醒来一看，却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火车站（北站）广场！此刻人们大部分已经休息。站前广场上已是人影稀疏。惊恐诧异的黄延秋环视四周，是那样的安静，并没有可疑的人士。只有夜空中灯光的辉映凭添了几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钟表前，他看着时针已指示出当时为午夜一点多钟。他惊魂未定。忽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沦外乡，哪里是归宿？黄延秋不由地哭了起来。忽然想起上次协助自己的解放军老乡，虽仅一面之交，毕竟是这茫茫大城市中唯一的熟人了。他只知道到部队距火车站约40公里，具体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是不知道的。 “请问，你是肥乡的黄延秋吧，是不是要到军营去？”这时有两人走向他，自称是部队的人，说受首长委托在此专门等候，并要带他去部队。既是这样，只好跟人家走吧。过黄浦江时那人给了他4分钱，让他买票。又换乘了几路公共汽车，来到郊外营房驻地。

　　部队门口，有战士持枪站岗，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三人进去时。站岗的毫无反应，好像视而不见，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充耳不闻的样子。营房内，一队战士正在操练。无暇理会这三个不速之客。拐了两道弯进了师部一个办公室。“你怎么又来了？怎么进来的？”在场的几位军官都感到惊讶。“他俩送我来的。”等他回头欲介绍时，那两人突然不见了，四处查找均无踪影。经部队同志引荐，黄延秋来到吕庆堂的住处。此时，吕庆堂外出开会还没有回来，其家属李玉英和儿子吕海山接待了他。

　　“按照部队纪律，亲友来营房找人要在门口出示证件及书面登记，然后由我们到门口接应，证明属实，才能进来。我们不到门口接你，门岗战士是决不会放你进的呀。”根据李玉英的疑问，部队负责同志去找门岗询问情况，门岗和传达室都说没见外人进来和出去。战士们也为此证明。难道他自天而降？难到他会隐身术？

　　黄延秋来历不明，突然出现在军营，惊动了整个营区（这是一个高炮师的师部，负责上海市的空防任务，是重要的军事驻地。后来调查知道。）。次日一早，部队就向肥乡北高村发了电报，是直接发给黄宗善的，查问黄延秋是什么人？竟神不知鬼不觉闯进了部队高炮师区域，将追究门岗的责任。村委会当即回电诚告：黄延秋不是坏人。负责接待的副部长卢俊喜等人一时也无可奈何，让战士们将他吓了一顿：再来就把你抓起来！第三天李玉英委托其子吕海山用吉普车把黄延秋送到上海火车站，（黄延秋说，那天雨很大，把车轮子都淹没了。）为他买了回家的车票，给了他几块零花钱，他于9月11日回到了家乡。

　　黄延秋再次离家，又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且越传越奇，带神话鬼怪的传奇色彩。有的说是小鬼缠身等等。他未婚妻，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压力，向乡司法所申诉要和他离婚。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离家的同时，房屋的南墙上1.5米处，出现了一行好像是用镰刀刻的文字：“山东高登民、高延津，放心”字样。至今未查到刻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