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对经济理论的挑战涉及到四个方面：资产的私有与公有，西方法律体制与东方不正规的法律体制，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以及多党制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1.私有制与公有制
中国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进行着有趣的试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与外企合资的企业，显示出了效率，它们财务独立并正赚取大量利润。许多乡镇企业也成功地增产和赢利。中国乡镇企业成功的经验足以向那些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可能有效率的的教条挑战。

中国绝大部分资产由中央政府、省及当地政府以及乡村集体公有。为了使这些资产的管理具有效率，激励机制得到了运用，最为普遍盛行的就是承包，即已为人们周知的责任制。典型的例子是乡村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和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企业租赁。承包的条款包括确定租金和利润分配形式。总之，企业的利润和管理者与工人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对公有资产的管理者提供激励，是中国成功之关键。

一次私下的交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上述说法质疑：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公有的，但应区别--土地作为资产是公有的，使用土地的农户经营的企业却是私有的。的确，这家私有企业租借了一块公有的土地来生产和经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但是在中国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乡村政权才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除管理既有资产外，政府单位还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的企业。甚至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大学也建立自己的企业。有的出售研究成果和提供咨询服务，另一些出售由大学教员经营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公共机构赋予给企业一些有利条件，包括企业可以分享的（公共机构）的声誉、人员和物质资产。公有制可能的好处也许是社会成本与垄断力量结合。不过，在中国公有制企业仍是其他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竞争对象。

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西奥多.葛鲁夫以及其他人那儿找到，他们呼吁要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人提供激励。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可能是资本老化、管理方式对新的市场环境之缓慢适应，或者政府为工人提供就业的责任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本身导致的结果。

解释乡镇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马丁.L.魏兹曼和许成刚，C.张和Y.王，车嘉华和李大卫等人那儿找到。他们分别将乡镇企业效率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作天性，政府的经济能力和政府的信用。马丁.L.魏兹曼、许成刚和李考虑了产权模糊因素。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内容是腐败。罗格.H.戈登和李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回报不仅对促进改革提供激励，而且会对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提供激励。

2.现代法律体制
西方经济发展中实行的现代法律体制有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中国非西方化法律体制被西方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残缺的。尽管它可以被称作半法律体制（semi-legal system) ,而法律也在中国有了几前年的实践，但它仍是一个不健全德法律体制。与西方不同，中国法律体制下，合同的履行部分地依赖于一种非正式德社会联系，即所谓的“关系”。“关系”在确保合同的履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合同都将被严格履行？客观情况下应有一个履行合同的最优程度来平衡成本和收益。第二，假定履行一个合同是有利的，那么通过法律履行意味着与通过关系履行的对立。实际上司法体制没有必要放到这种合同的履行上来。美国法律体制下履行合同的高成本表明，部分地通过非正式网络履行合同也许会有一些好处。第三，并非所有的接触都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来，在合同不清楚之处，一些争论应由法律手段解决还是由非正式关系解决。

研究“关系经济学”是十分有趣的。“关系”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拥有“关系”就好比拥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知识，拥有与授予大学学位类似的名声，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发展“关系”是积累人力资本，好比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或创立名牌商标。来自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的服务可以由社会压力补充合同的法律履行。正规的模型可以解释合同之法律履行与关系履行的相互角色，以及在一个社会中两者的最佳结合。

不严格履行法律有时会有收益。在美国，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胎儿的生命，但这条法律与母亲的选择权相抵触。解决的办法是与其履行法律不如严格依据公共环境而定。这样的法律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怀孕，如果不必要的怀孕已经发生，母亲的选择权也受到了尊重。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法律体制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律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处于何种环境之中？

据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个说法不一定指中国的体制是糟糕的。通过建立非正式个人关系能够解决的问题，正规的法律体制没有必要去解决它。

３.个人主义与集体福利
据哈耶克的解释，个人主义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被亚洲国家认同。在亚洲社会，集体利益看得必个人权利更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人们正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且把公共利益何民族团结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

各国人权实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认为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实行美国模式的人权对国家公共利益是有害的。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南韩，在有限的政治自由下，市场经济依然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共利益值得进一步研究。福利经济学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福利函数对个体公民、家庭、公民集体、政治组织如何定义？第二，社会不同政治和经济之作用下的福利函数如何构建？第三，这些实体的福利目标通过什么作用影响经济结果？当集体利益被强调时，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与个人主义社会下给出的答案不同。

４.多党制与一党制
多党制与市场经济有何关系？答案不简单。中国大陆、台湾（直到最近）、新加坡、南韩，都实行一党制，显然，一党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致的。尽管日本是多党制，但它在1958-1994年一直处于自民党领导之下。多党民主体制也并非实现人权的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随大部分人经济能力增加，富裕公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支配他们的命运，而逐渐走向民主政府。随着中国人民的更富裕和更有教养，他们也会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过去十年里，一党制下的中国人民政治代表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得到了加强。那么，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实践将可能出现何种政治制度？

有几个关于民主政府和经济行为关系的论点可以一提（略）。

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香港一些公民担心提倡民主会影响为企业家提供激励的当前平稳的税制。台湾一些经济学家宣称近期提倡多党制已使政府理性决策变的困难并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政党数目或民主实践之间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又是什么？经济分析可以使此问题一清二楚吗？

在本文我提出了一些值得作进一步经济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受到了近来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刺激。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在发展，有些特征将长期持续，并且实际存在的制度对研究提出了足够挑战。在将来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中国、俄国以及东欧国家将在目录里更频繁出现。而美国的经济学工作则处于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如美国经济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