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可否用一句最简明的话语来点明其本质呢？人们的选择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公有、公正和公平。这样的社会历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所钟情。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不仅“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仪，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也使中国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一再上演出光辉灿烂的人间活剧。

    一百五十年前，洪秀全在饱览儒家经典后，又初识了西方的基督教义，即发动了旨在均平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这与其说他是在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他头脑中的原始共产主义被西方思想所激活，燃起了理想的火焰，是一个高尚情结的回归。毛泽东在成为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而矢志不移。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情结，而且也是一个情结的回归。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等英雄主义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夕，他又受了西方无政府新村主义的影响，拟定了在岳麓山下建设新村的详尽计划书，打算施行。几十年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又公然提出，要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他又明确表示对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所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响往；盛赞其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1]在日后的施政中，他极力支持大办公共食堂，支持农村赤脚医生。

    毛泽东与洪秀全的区别在于，洪秀全是在初识基督教义，而对西方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毛泽东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深入观察和分析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后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而且，洪秀全只制定了目标纲领，并没有提出实施方案；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目标纲领，而且制定了实施方案，并且不断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

    一、基础与创新

    洪秀全为毛泽东准备了思想营养和基本模式；毛泽东将洪秀全的构想变为人间现实、并发展到极致。

    首先，速度意识。洪秀全没有速度意识，他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却没有规定完成时间，事实上当时的战争环境也不容许有实施的可能。

    毛泽东在1957年出席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认识到两大阵营今后的斗争主要靠竞赛，激起了“赶超”意识。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表示苏联要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时，毛泽东随即表示中国将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目标，毛泽东规划了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结构位置，把农业放在突出地位上。1957年，毛泽东在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以后，又掀起了以大规划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水利化、机械化、深翻地、高产田运动，9月召开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以高速度为灵魂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指出中国人民正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遂马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展开大跃进的一句核心口号。“大跃进”便是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定的速度模式，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非常规的、跳跃式的速度进行。

    其次是平均主义。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是以小农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与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相反，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私产，财产皆平均的社会。所谓“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只是最高原则，以备丰欠相通，由政府进行平调互济时作为理论基础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纲领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试图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在生产方面，它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方面，它规定：“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婚娶”“弥用”“喜事”这些婚丧嫁娶等非寻常性的需用则由二十五家形成的基层组织“两”所设的“圣库”开支。鳏寡孤独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圣库”供养，实行社会性保险。[3]可见，在洪秀全规划的这个社会里，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每个家庭被分给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个体生产；在家庭内有私产，除谷物外，尚有个人的麦、豆、苎麻、布帛、鸡、犬、豕和银钱等，于是在家庭生产中还有小副业和小手工业，只是以农为主，兼做别业。在这样的家庭之间，财产只能是基本均产。二十五家组成的“两”是一个联合组，这个联合组是行政单位，进行宗教和德育活动，进行集体财务支出，实行公积金的积累和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险事业。二十五家平时是生产生活联合组，在征兵和战时则是最小的动员和行动单位。因此“两”又是亦文亦武，亦军亦政的组织。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比洪秀全的有本质的进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化生产为道路。毛泽东摒弃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提出他构思已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人民公社。河南省农村在高级生产合作社并大社过程中率先成立了一个叫做“公社”的组织，毛泽东闻听后马上派陈伯达前往指导，为之起草试行简章，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之际，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整体设想：应该是有步骤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交换（即商业）、文化教育、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则肩负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使命。

    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动，河南省一个月就成立了1463个人民公社；几个月内全国就建立206万个人民公社。

    这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十分兴奋，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有二：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显然，这种政社合一、产销合一、工农合一、家庭和社会合一的综合型多功能、小而全的新型社会结构是一个跨越历史阶段，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模式。

    洪氏社会主义纲领公布后遇到了战争环境，无法实施，也就没有显露其消极作用，而毛氏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由于急切地推行“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立即刮起了“共产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规律，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连年大饥荒。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把大饥荒与共产风联系在一起。1959年春，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决议改变大公社所有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毛泽东依然认为共产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他乐观地相信“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他仍过分自信地预言“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式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天国”的一种回归，所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两者虽都有理想的因素，但层次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在无世界知识状况下对自然经济体制的选择，而毛泽东却是在审视世界后，重回全封闭中的选择，目标是要超越各种现存模式，实现共产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大跃进的速度模式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建设社会主义，遭到了沉痛的失败。大跃进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多亿，在当时货币制度下，这是一个巨额损失。跃进的三年造成的损失，用了五年的时间来调整，一共浪费了八年。后来不得不一退再退，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党和国家中有许多人要求结束这种路线错误。1959年夏，党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定调子，强调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不以为然，觉得避重就轻，讳疾忌医将铸成大错，遂以十分客气的姿态提醒毛泽东留意浮夸风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大怒，立即将他批判并罢官。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取消平调，承认并允许各核算单位之间的差别。1961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60条”），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邓小平于1962年讲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6]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还到各省去总结渡过困难的经验，推动“三自一包”。在这年的春季，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承认党的工作方针是造成连年灾害的主要政策原因。在5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农村还要继续调整，城市要减少2000万人口。这年的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十次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年不变。

    其三，限制分工和消灭差别问题。洪式社会主义纲领是自然经济结构，所谓“陶冶木石”等俱由农民在农隙治事，这本身就抑制了技术的专化和分工，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普化，杜绝差别。

    毛式社会主义也是要限制分工、消灭差别。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根本思想。鉴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国进一步孤立，毛泽东反而强化了原来的信念，他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单位的“小而全”产生万能性，每一个成员的无差别产生通用性，根据这种原理构成的社会对外具有抗压性，不怕帝修反的高压；对内具有整合性，可以把每个人改造成为只有共性，没有个人利益要求的共产主义新人。1963-1965年，毛泽东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国际批判“三和一少”，在国内批判“三自一包”。在他看来，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能不能革命化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人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批示信中（即“五七指示”）进一步明确提出新型社会结构的思想，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他说，人民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文化，又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这样军学、军工、军民几项都兼起来；工厂也要逐步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工人以工为主，兼学政、军、农等；学校也要办工厂、农场，勤工俭学，半工半学；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农业、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都要这样。[7]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实施方案。它的实施必将是建立一个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可以看出，在限制分工、消灭差别问题上，毛式社会主义比洪式社会主义更富时代精神，更具明确目的性。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布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如同一夜春风起，全国立即遍地开花。部队、工厂、学校都办起了农场，农村公社办起了工厂、学校、民兵、商店、卫生院。每个单位的职能都走向“小而全”，力争在小范围内自己动手，自给自足。各地又纷纷成立“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宗旨是炼人。即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总之，一切都是为着改造人的世界观。从这一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连续三年的初高中及大学生的毕业安置问题，但是其理论意义也是为了“炼人”，使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生产技能上、文化情趣上向工农兵看齐。毛泽东又不断发布指示，全国大学毕业生要到工农兵中去，由他们给予再教育；大学还是要办，但要由工人阶级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所有这些，连同文革前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是旨在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都在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不遗余力地规划和实践着。他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萦绕在他心中的是不解的社会主义情结。

    二、性质与前途

    洪式社会主义是小农的社会主义，以小生产为基础，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很容易分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洪氏虽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实际上他从来都主张以封建的“三纲五常”为人们关系的准则。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天国里实行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说到底，洪氏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又以新时代的大工业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政治上否定资产阶级法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大民主，最终要消灭三大差别。思想意识上则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营造一个公有、公平、公正的社会。这正是大多数人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毛式社会主义走过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道路。张鲁、洪秀全、康有为都是他称许的人物，但他比他们更彻底，更富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毛泽东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实践道路和建设内容和方法。

    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终生不解的情结。我们强调这是一个情结，是说他以全部情感专注于营造理想社会，进行了超越实际的追求，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和步骤。

    一、跃进意识。他太过分追求发展的跳跃式，追求非常规式发展。而且，每当国力有一定的积累，他就耍搞高速度。为此，有人批评他“好大喜功”，他在所不顾。他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及身而见。

    二、惟意志论。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他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一再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建设。他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非常欣赏。

    三、理想主义。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理想社会，他们曾经赴汤蹈火。他不能容忍庸俗和腐化。为此，他不断开展各种运动，清理党的组织和思想。他提倡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自己这一代“吃大苦，流大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社会毕竟不全是精英，大多数人是需要以物质利益维持的血肉之躯。
    四、封闭体系。毛泽东本人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诞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受到外力封锁后，自然更加青睐传统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经济体制了。他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有效地抵抗了外力压迫和封锁，然而也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之际，愈加游离于世界经济轨道之外，堵塞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封闭使中国重陷光荣孤立的局势。

    五、斗争哲学。毛式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社会。它以道义为社会行为准则，对外向帝修反全面宣战，坚决支持一切被欺压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对内要求人们不断地斗争自己的私心杂念，干部队伍要不断地清洗。因此，社会上斗争、改造、运动连绵不断，在国际上产生了红色恐怖的形象；在国内也几乎人人自危。毛泽东一生得力于斗争，其乐无穷。但是持续紧张的政治空气大打制度温暖的折扣，在国际事务中经常陷于孤立；在国内，人们在公共场合竞相歌舞颂扬之余，回到小家内却无法真正开心。

    经济公平，政治平等，精神自由，文化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洪秀全和毛泽东的理想追求和高尚情结。但他们的实践却产生若干悖论。

    百余年间，洪式小农社会主义一闪即逝，毛式道义社会主义完成了精彩表演，苏联和东欧的“电冰箱社会主义”[8]也已瓦解，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仍是人们向往的制度，说明洪秀全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结深深地契合着人类的情结。当后来者解决了悖论，实现超越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变成现实。

    注释：
    [1]《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456-457页。
    [2]《共和国风云五十年》832页。
    [3]《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丛刊第一册,第319-326页。
    [4]《郑州会议记录，毛泽东同志讲话》《共和国风云五十年》884-885》。
    [5]《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745页。
    [6]《邓小平文选》一卷，1994第2版，322-327页。
    [7]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8]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