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鳖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沦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栅栅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天折了。

    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文革”的非人环境，“文革”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战斗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