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包含五年计划）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指令性、半指令性向指导性、参考性转变。由于规划性质的质变，规划编制的内容与形式均与以往有所不同。总的看，规划编制的难度加大了。这里，就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编制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作些分析，以便对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有所益处。

规划什么――关于规划的指标体系

规划什么，或者说什么指标应该列入规划，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应该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看看八五计划、九五计划中所包含的指标体系。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其列入规划的指标体系为：GNP年均增长速度，农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到小康），教育、科技事业，地区经济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国防现代化，平均寿命，识字率，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秩序与风气；主要农产品产量（比如2000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棉花产量达到525万吨），主要工业品产量（如2000年原煤产量达到14亿吨，发电量达到1.1万亿度，钢产量0.8亿吨，乙烯产量300万吨，等等），机械工业与轻工业中40%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2000年第三产业占GNP1/3），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25%以内，精神文明，环境保护，外贸与外资，一国两制，促进统一。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列入规划的指标 体系为：GNP年均增长8.1%，市民人均收入增长5%，农民纯收入增长4%，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7.9平方米到9平方米，彩电普及率由42%到60%，电话普及率由4.6%提高到10%；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农产品（粮食、棉花）产量，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原油，发电，化肥，钢，乙烯，汽车，集成电路，铁路货运量，电话交换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解决贫困，城镇社会保险率（80%），农村各类保险率（30%），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资本系数由3.6降到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6.5%，万元GNP能耗降到1.7吨标准煤，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达到2次，狭义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分别为18%左右与2.3%左右，国家银行新增信贷总规模的10%用于农业，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83%，城镇失业率力争控制在4%左右，建立失业预警和调控体系；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1亿公顷，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增加到900个左右，发电量年均增长7%左右，铁路营业里程达到6.8万公里、复线率达到34%，连铸比达到70%，板管比达到44%，机床产量数控化比率达到12%，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所需设备国内满足率达到80%，研究开发0.3微米技术，建设城市住宅10亿平方米，旋窑水泥产量比重达到25%左右，优先发展教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统一。

由以上两个中长期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其所列入规划的指标存在这样几个问题：①指标过多，面面俱到，很难看到规划的主线、重点。②指标过细，把一些属于中观层次的指标列入到宏观层次。③指标过空，有些指标的含义比较抽象，八五与九五没什么区别。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确定中长期规划指标体系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1、中心指标――最低社会保障水平

任何一个中长期规划都应该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主题、主线。从国内外经验看，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指标一般选择如下指标中的一个：改进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适应全球化，刺激内需，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跳跃式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改善环境发展质量，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发展军事经济，增强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进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提高经济自由化水平，改善政府管理，解决温饱问题，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因此，我们过去一直以速度作为规划中心指标的做法需要修正。鉴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在未来中长期（至少九五计划期）内仍面临着转轨的艰巨任务，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笔者建议把经济与社会体制的改革放在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中心位置（提出以改革为中心并不是否定以经济为中心，它们之间是短期与长期关系），但为了以改革为中心，就必须为改革创造基本条件。市场化改革的最基本条件就是社会保障体系。有了这样一个稳定器、减压阀、缓震件，抓住了这样一个牛鼻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能顺利推进，由此才能通过体制创新带动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使中国经济由粗放增长转变为内涵发展。另据对全国八大城市近3000人调查，我国公众在新世纪信心最弱的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比打击腐败的信心还要低，有信心的比例分别为46.1%、51.5%（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我国公众对国家在新世纪的发展充满信心，《光明日报》1999.12.24）。这从反面说明了把社保列为中心指标的合理性。因此，就十五而言，我们的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指标是：利用五年时间基本建成非农业人口的最低社会保障体系，利用十五年时间基本建成农民的最低社会保障体系（依据笔者过去的一个研究，中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致在10年左右）。

最低社会保障体系包含：最低养老保险，最低失业保险，最低医疗保险，最低住房保证。可以将以上四项合并起来开征最低社会保障税（征缴率要达到95%以上），全社会实现每人一个终身社会保障号码（也可与身份证号码统一，若如此，则出生就要登记号码）。为此，需要并力争在十五期间出台“最低社会保障法”。

这里的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可以依据消费函数、家计调查、专家评定来确定，可定期进行调整。 特别强调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刘福垣（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要把这一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不过从中长期规划角度讲社会保障的作用笔者目前尚没有见到公开文字材料。

2、基本指标――GDP增长速度、失业率、金融风险、经济安全、高技术产业、环境生态效益

中长期规划是指导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它不仅要规定我们的中心工作，而且要规定其他重要工作。因此，中长期规划还必须包含若干基本指标。这些基本指标对我国经济工作社会全局具有重要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结合国内外环境，笔者认为，应把GDP增长速度、失业率、金融风险、经济安全、高新技术产业、环境生态效益这6个指标列入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体系。下面作进一步分析说明。

GDP增长速度在我国历次五年计划及中长期规划中均是排列第一的最重要指标，把GDP增长速度列入基本指标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如此。有所争议的是GDP增长速度这一指标是否应列入中心指标，由上所述，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看，在一个或若干个特定时间区间里，暂时不把GDP列入中心指标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当然，这仍是可以争鸣的。 把失业率列入九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在1991年制定的八五计划及十年规划中完全否定了失业率这一指标，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待业率；1996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中，提到了失业率，但其位置在所有基本指标之后，并且还不是一个独立条目，而是和人口置于同一条款下。这当然不能责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这是由当时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综观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特别重视失业率，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通论”名著书名首先就是关于就业（失业的反面）的，其中心就是分析非充分就业（常态）、促进充分就业。无事要生非，把人的生存问题置于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是合适的。 把金融风险列入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是考虑到金融问题在整个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实物短缺已不太可能发生，由于经济开放、网络化，金融资产增加，金融工具增多，金融对经济的冲击力加大，同时，我国金融资产质量确实令人忧虑。尽管没有正式的统计，但各种估计认为，中国金融资产的20%可以归入不良资产。因此，中国金融面临巨大风险。这一点在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以来东南亚及日本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佐证。在经济转型时期更要特别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在十五及中长期规划中应确定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政府基金（除了银行本身的呆坏帐准备金以外），以应付各种形式的金融风险。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两个晚上挑灯夜战已修订完成“金融安全基金设置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在必要时，政府可动用5000亿元的安全基金投入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护盘（台湾《中国时报》与《中央日报》，台通过金融安全基金设置管理条例，《参考消息》2000.1.18）。台湾的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把经济安全列入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是基于国家安全越来越表现为国家经济安全，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新形式。根据笔者所做的专家调查，多数国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安全已经至少属于轻度不安全。因此，在十五期间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争取提高经济安全度。从规划角度讲，应抓好这样几个子指标：市场安全度（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产业安全度（三资企业在我国产业中的比重），金融安全度（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领域中的控制力），信息安全度（我国自主开发硬件系统、软件系统的能力，我国的网络控制能力及反病毒能力）。 把高技术产业列入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关键在于高技术产业。这一点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得到充分证明。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产业（软件、媒体、电子商务、半导体、高技术设备等）1990年至1999年劳动力人数年均增长4.1%，而其他产业仅增长2%；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30%，其他产业仅上升2.5%；工资收入年均增长11%，其他产业仅增长3%（唐永兴，“新经济”冲击劳务市场，《经济参考报》1999.12.24）。可以说，高技术托起了美国经济。相比之下，我国工业设备中技术比较先进的仅1/3，近1/5已经老化，40%超期；我国企业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至10年，关键技术则差距更大；我国技术装备2/3依赖进口；即使是中关村技术园区也仅是国外进口件的装配车间，甚至有人称之为贸易货栈。可见，形势十分严峻（王一娟，我国技术装备2/3靠进口，《经济参考报》2000.1.6）。因此，十五期间我们必须把高技术产业发展列入规划的基本指标，否则我们就可能失去球籍。

把环境生态效益列入十五及中长期规划的基本指标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因为第一，我国的环境质量恶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难以忍受的地步，已经位于“世界前列”；第二，若再不治理，则不仅今后治理的成本要加大，而且可能失去治理的机会。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十五及中长期规划中把环境问题置于战略性地位。 如果把笔者确定的十五规划指标体系与八五、九五规划指标体系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有很大区别。第一，把规划指标区分为中心指标与基本指标是首创。第二，把社会保障而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规划中心指标是首次。第三，在指标中去除了价格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货币供应、国际收支等传统上认为是很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有的已成为派生指标，有的在今后5至10年不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第四，把失业率、金融风险、经济安全、高技术产业、环境列入基本指标是首次。

如何规划――关于规划的编制方法

中长期规划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的行为纲领，其编制应该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比如，规划的结构，规划的方法，规划的滚动，都应该有一套技术性要求，有相当的稳定性。下面我们分别说明。

1、关于规划的结构

规划的结构是指规划内容的布局安排。当确定了规划什么或规划对象，即规划的指标体系以后，就需要将规划指标及其规划内容按一定结构排列。一般来说规划的结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解释所选择的规划指标，说明应该规划什么，比如为什么选择社会保障作为中心指标，为什么选择GDP增长速度作为基本指标，等等。第二层次是针对每一个规划指标（对象），分析其在规划期末应该达到的目标值（任务）及达到这一目标值所应采取的手段。第一层次所用的分析方法多以定性分析情景分析为主，第二层次所用的分析方法多以定量分析趋势分析为主。观察一下我国的八五、九五规划，其结构上没有统一规范。规划内容是面面俱到，更像是一个拼盘。从总体上看，九五规划结构要比八五规划结构更合理一些。八五规划结构为：第一部分叙述了总的经济社会蓝图，第二部分是经济总蓝图，第三部分是各行业（12个行业）经济规划，第四部分是区域经济规划，第五部分是科技教育规划，第六部分是对外开放规划，第七部分是改革规划，第八部分是生活消费规划，第九部分是政治思想规划。九五规划的结构与八五规划有所区别：一是把八五计划完成情况单列一个部分，二是单列了和平统一，三是经济总蓝图内容有调整，四是抓住了重点行业，五是用了可持续发展替代了生活消费。依笔者之见，十五规划结构必须完全不同于九五、八五。其基本组成部分不宜过多（八五的9个，九五的11个似嫌偏多，以不超过7各为宜），否则重点不突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明晰。下面提供两种规划结构供选择参考。

第一种：

A、中国面临的挑战（环境）与世界发展的趋势 B、十五规划的中心指标选择

C、十五规划的基本指标选择

D、中心指标的规划

E、基本指标的规划

F、其他

第二种：

A、中国面临的挑战（环境）与世界发展的趋势

B、十五规划的指标体系

C、十五规划的基本目标

D、实现十五规划的基本手段

E、十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的衔接

2、关于规划的技术

就规划的指标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可以有所控制的，比如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安全水平等，一种是政府难以控制的，比如GDP增长速度指标，失业率等。从市场经济发展看，政府可以控制的指标及可以控制的领域是越来越少，因而编制规划的难度是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也不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没有规律、无法预测。这里我们以GDP增长速度的规划为例来具体说明其技术分析过程。

确定十五期间GDP增长速度，既需要作可能怎样的预测分析，也需要作应该怎样的规范分析；既可以进行直接分析，也可以进行间接分析（借助专家力量）。下面作具体说明。

A、“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的实证预测

实证预测是基于历史资料分析所作的预测。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因果的纵向历史规律分析预测，即时间序列分析，另一种是基于因果联系的横向分析预测。前者是建立把GDP的各期值联系起来的模型，后者是建立GDP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型。由于“十五”预测为中长期预测，因此在实证预测中，一般以纵向历史规律为主，横向因果联系预测为辅。

a、纵向历史规律预测

考虑到GDP统计指标的多种形式，为了充分利用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可分别就定基GDP指数与人均不变价GDP建立起反映各自发展规律的模型。其中，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以高中低三种方案来进行。由于模型角度不同，这两个模型的预测结果也不尽相同。将它们的预测结果加以综合，不但可以综合利用各种预测角度提供的信息，而且还可以提高预测精度。由此可得“十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纵向历史规律预测值：9.13%（低方案，人口增长速度为0.5%）、9.41%（中方案，人口增长速度为1%）、9.68%（高方案，人口增长速度为1.5%)。具体过程略。

b、横向因果联系预测

从理论上讲，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考虑影响GDP增长的因素。比如供给方面，要选择与GDP增长密切相关的劳动力与资金及能源等因素，在需求方面则应选择消费、投资、出口等因素分析。但考虑到多数因素的自身预测难度不亚于GDP，故仅选择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的劳动力作为影响GDP的因素，以此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了预测的全面，分别就劳动力增长的高中低三种方案对GDP作了预测，由此得出“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的横向因果联系预测值为：5.26%（低方案，劳动力增长速度为1%）、7.17%（中方案，劳动力增长速度为1.5%）、8.80%（高方案，劳动力增长速度为2%）。

综合纵横两方面预测的结果，可得到“十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三种实证预测结果如下：7.58%（低方案）、8.51%（中方案）、9.33%（高方案）。

B、“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是基于未来发展需要所作的预测，是应该实现的最低目标值。与实证预测不同，规范分析具有刚性，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就GDP的规划而言，必须考虑人口因素、国际因素、环境因素的刚性要求。

a、新增人口

“十五”期间离中国人口高峰值尚有一段时间，因此，尽管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期间中国人口仍将以1%左右的速度增长。为了保证新增人口达到全国平均生活水平，自然要求GDP必须有1―2%的增长速度。

b、国际水平

中国是一个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了保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至于下降，其经济增长至少应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否则，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威胁到中国的“球籍”。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东南亚危机余波尚存，拉美经济危机又起，但从总体来说，全球经济基本处于稳定增长阶段。据预测，未来十年内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大约在2.5%左右，这就决定了“十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不得低于2.5%。这是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生存”问题的经济增长的下限值。

c、缩小差距

生存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只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就永远不能摆脱后进与不安全的地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还必须考虑到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需要。根据三步走战略，我们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达1万美元左右，则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要在40年内迎头赶上，那么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2.5个百分点；如果希望在30年内赶上，则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当然，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只能在70年后才可将差距填平，我们的战略目标也就不能如期实现。

d、环境保护

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同时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种格局到“十五”期间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并且加上人口在不断增长，伴随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人均能源消耗的增加，都会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的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影响。因此，治理与保护环境也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尤其我国目前要申办2008年奥运会，更是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治理环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关键是要有投入的保证，要从经济增长中扣除一部分作为补偿环境的发展成本。这样，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每年GDP增长中必须有1%用于环境保护（这里1%是基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估计：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

综上，可得出“十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结果为6.5―8%（其中6.5%、7%、8%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可分别保证在50年、40年、3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相应作为低、中、高三种方案预测值）。

C、“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的专家预测

预测涉及经济社会现象未来的变化，各种影响因素错综复杂。进行中长期预测面临的随机性和不可测性更高。任何个人预测、模型预测都是有局限性的，为此应该利用专家群体进行预测。因此，笔者根据预测需要，选择了十几名在经济预测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征询他们对“十五”GDP增长速度的看法。专家们对“十五”期间GDP的增长普遍持乐观态度，大多数认为平均增长速度在7%、8%左右，其中最低认为在5%左右。

D、“十五”期间GDP增长目标的确定

“十五”处于新世纪之初，其经济增长速度的科学预测与确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综合上述实证、规范及专家经验预测三种预测结果，可得出“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的三种预测方案：低方案为7.4%左右，中方案为7.8%左右，高方案则为8.5%左右。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由人均GDP1000美元发展为2000美元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从而可以推断“十五”期间我国仍处于为达到人均GDP2000美元而奋斗的阶段。而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五、六十年代平均增长速度为5―6%，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平均增长速度为9―10%，亚洲四小龙更是在七八十年代连续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因此，以上确定的“十五”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符合国际发展规律的。至于具体到“十五”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也会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分布格局。由于新一轮周期起点高，决定了其峰值不会太高。因此可推测“十五”基本在一个“缓起缓落”的周期内运行。由于新一轮周期具有微波化的特点，其扩张期可望持续到“十五”的中后期（即2003―2004年达到峰值）。

在上述预测中，中方案是我们的基本预测结果，高方案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至于上述规划目标的实现手段、政策举措需要另文分析，在此就不作进一步说明了。这里仅指出两点：一是要抓住影响GDP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二是要摆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

据了解，十五规划编制已经成为2000年的四大热点之一。笔者希望不要让它成为一阵风、大运动、走形式。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更应该严谨务实，冷静思考，使规划有名有实，不要使规划编制完了就完了，使我们的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相衔接，滚动进行调整。如果我们真的做到有规则、有筹划，防患于未然，计划于未来，则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扎实地向前推进。

一、社会发展，不能随意超越

马克思早就讲过：“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①因为不同的社会阶段是由不同的生产力决定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北美的历史就是从奴隶社会――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间越过了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我国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是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认为社会发展可以超越。此观点是片面的。美国、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北美的建立，并非是玛雅人、阿斯特克人为代表的有过灿烂文化的印第安人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欧诸国血腥入侵、长期移民的结果，他们一方面大规模地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奴，另一方面又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识形态等等。总之，北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从欧洲搬过去的，是西欧生产方式对外输出、移植的结果。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不是原有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全民支援，民主改革并结合当地情况移植、创新的结果。总之，“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江泽民)。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描绘的中国前景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④刘少奇在1951年的报告中仍然认为，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⑤这就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中国的前途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来发展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阶段，是不能随意超越的。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论证的一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这样的：

毛泽东早年论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这样的：

以上两种发展模式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的独特道路是由自己的国情决定的，它与马克思论证的一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平行发展，最终目标相同，异途同归，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第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旧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同属市场经济，从历史顺序上讲，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我国当今的社会理应是“新民主主义之后的初级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浓厚的新民主主义色彩。正如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讲的，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世界最终都要走向社会主义，但西方国家是经过旧民主主义，而中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 第三，不能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带有过渡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就否认了新民主主义的独立存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具有过渡性质，也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阶段。既然社会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丰富多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更应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尽人皆知，资本主义社会业已延续了几百年，它经历了血泪斑斑的原始积累、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由原始的市场经济到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漫长历程。近年来，带有社会化占有性质的共同基金会的股权比例越来越大，这就加大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从上层建筑上看，亦有一个民主化、法治化的渐进过程，如美国建国后的144年才开始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又过了几十年，那些收入低于纳税线的穷人才有了公民权。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虽能避免一些资本主义苦难，发展可能快一些，但也决不是走过场，用二、三年或十几年就能结束的事。1949年，刘少奇曾认为：用社会主义代替新民主主义社会，“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①这个几十年以后的估计，也显然是不够的。

1949年，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上，根本没有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②可是没过几年，我国突然在敲锣打鼓的欢呼中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明确肯定了社会制度的超前性，承认了社会发展的人为的历史性超越。

三、从1954年到1982年的历史性超越

我国超越历史阶段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这个时间的划分，有粗、细两种：一是简单粗糙地划分，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的召开，共22年；二是细致认真地划分，是从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开始，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共28年。后一种划分比较准确，也比较科学。

从52年开始，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批驳了“新民主主义者”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③。反复尖锐地批判了邓子恢、薄一波等人的“右倾”建议。然而，正式向世界公布则是在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刘少奇出面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讲的：“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④1949年刚刚组建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亦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从49年至54年，再去掉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两年，不可思议，亦不符合历史规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与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不同，它虽被暂时埋没，但仍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是要破土而出、挺身再现的。固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但当时忙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致力于工作中心的转移、与“凡是派”辩论等等，没有来得及认真纠正超越阶段的问题。虽然79年叶剑英的讲话已开始触及，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正式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则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也是个重要标志。嗣后的十三大、十五大又对初级阶段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实践中纠正了这一历史性错误，“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又创造性地培育和发展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总之，从82年开始，我们才转向了正路。

这个28年的超越，首先是由于我国历史条件下的特有思潮引起的。例如急于求成求纯的唯心史观、小生产者的狂热病、个人崇拜、盲目学习苏联、在胜利与欢呼中忘乎所以等等。这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失误，而属集体性失误，少数领导成员虽也进行过抵制，但都没有坚持，实际上是在搞超越社会阶段的试验，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结果出现了封建残余影响下的“左”倾变态的人治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以民为本的带有浓厚新民主主义色彩的法治社会主义。譬如1972年国务院批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目的，是为了“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后因“蜗牛事件”而搁浅、推迟了五年。这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篡改成“为长官服务”，再加上对外封闭而造成的历史笑话。这仅是封建遗毒感染下的一个小例子。当毛泽东冷静思考之时，亦曾表示过：“失败是成功之母”，“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搞的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①“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以上是毛泽东科学思想的刹那再现。 邓小平讲过，“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关于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当前出现的新情况，眼下尚缺彻底明晰地理论说明。我们应摆脱嗫嚅趑趄、回避现实或挤牙膏式的认识方法，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有的放矢，作出彻底、创新的深层解释。

四、28年中的两大失误 在28年的超越过程中，运动不断，盲目跃进，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和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均GNP上升缓慢，农民缺吃少穿，职工“光长胡子不长钱”，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只喜欢“抓纲治国”，“语录安邦”，不晓得科教兴国，更不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水平严重滞后；把马克思的社会占有理论撂在一边，盲目推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小集体――大集体――全民(国营)的升级过渡，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此病至今未能根治；全民资产每年至少流失三百多亿元，也有人估算是一千多亿；硬说“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①，破坏了生态平衡；民主与法制在文革中名存实亡，国家主席、副总理、部长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但这些还不能算是最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有两条：一是走了28年冤枉路，浪费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时间；二是人口失控，后果累累。

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有10个以上，但第一位的指标是人均GNP或GDP，这是邓小平多年来反复强调的，因为它反映了当地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我国经历了28年的时间，人均GNP才只上升到“二百几十元美金”②尽管当时公布的工农业总产值相当高，但几乎一半是水份，形成了效益低下、票证泛滥、生活困难的“高产穷国”。比如贵州全省农村社员的平均月收入，从57年到79年一直在3.8元的水平上徘徊。在此期间，正是一些国家(地区)经济起飞的时候。5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状况与日本差不多，香港不如上海，后来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反差。日本在60―80年，GNP每隔五年翻一番，并由出名的产品质量低劣国转变成世界著名的质量第一流的国家。再如资源奇缺、人口密度高于日本的韩国，1960年人均GNP只有82.6美元，从62年开始，通过农村的复兴计划和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拼命推行出口导向(输出第一主义)战略，连续22年人均收入每年递增6.6%，世界第一，1962―1985年出口猛增576倍。再如巴西，从60年到81年人均GNP由247美元增加到2300美元，50年代根本不能生产汽车，80年后成为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国之一，小型飞机的制造，世界第六。我国的经济腾飞在八十年代初方才开始，推迟了将近一代人，真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

1957年我国人口突破六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和第一届人代会上，正式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提案，即《新人口论》。毛泽东主席当时认为。“这一条马寅初讲的好……我跟他是同志”。尔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强调说：“人口达八亿再搞就晚了”，“我们要大声疾呼”，“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但为什么又采用狂轰滥炸的方式，猛批“独树一帜”、“又臭又硬”的马寅初并将他赶出北京大学呢?这主要是因为理论认识上的肤浅性造成的。当时，有些人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旧人口论混为一谈，“左”而幼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不应“见口不见手”，1973年4月16日还派代表去联合国大讲一通。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①，它必须与自然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生产财富，没有自然界，没有耕地、原材料等劳动对象，没有足够的设备、技能、岗位以至市场需求，仅仅靠两只手是不能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②人在生产之前，生产之后(退休)或下岗、失业时都要消费，不劳动也得吃饭。28年中，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0‰的年份有20个，63年的出生率是43.6‰，一年生了2900万人，28年共增四亿多，“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1979年虽然宣布到2000年，争取实现零增长，这根本做不到。为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我国要奋斗几十年才能实现零增长，然后再逐步降到10亿以内。总之，这一失误要用二、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初步挽回。假如四十多年前就采纳了马寅初的建议并能认真贯彻，我国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早已超过了小康水平。人口过多是中国今后百年内必须拼搏、陟登和翻越的一座大山，因为它是生活改善、城乡就业、生态平衡、社会稳定、人均GDP上升及国力加强的重要关键。有人说，人多是好事，劳动资源丰富、成本低、容易占领国际市场。这当然是对的，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发挥这一优势。但关键还在于人口素质，若文化科技素质长期低下，劳密型产业逐渐缩小，优势亦会变成劣势。 马尔萨斯的旧人口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柱石，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率增加，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不可能优裕地生活”，即使出现了平等的新社会，那“不外是黄梁一梦”，“不到三十年，由于简单的人口原理，它就会完全毁灭。”③事实上，我们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了50年，不仅没有“完全毁灭”，反而欣欣向荣地发展、强大起来。近廿年的人民生活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业已接近小康水平。

马列主义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特有的人口规律，“应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④我们能够自觉地调节人口，根据客观需要，通过计划生育，既可以按几何级数率增产、按算术级数率增人，亦可以增产不增 人，也可以边增产边减人，并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尽力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后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和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精神，根本不同于马尔萨斯的那一套。

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非常正确，令人向往，可惜没有真正贯彻。马寅初是建国50年来最杰出最伟大的人民代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前，当他与反动派作斗争时，就有过“怕死不讲话，讲话不怕死”的誓言。建国后，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受迫害20年，又有过“不怕撤职坐牢”、“直到战死为止”的声明，实为学术、理论界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