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或者说，能够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别开来的，就是整个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由相互交往而形成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状态中的历史画面。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和评价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在全球化的概念、内容、表现、特征、本质、后果和对策等问题上，远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本书前面各章已经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现在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全球化”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历史”与今天的“全球化”之间有无历史的联系？从而，今天的“全球化”讨论是否可以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寻求合理的资源？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今天在狭义上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马克思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全球化的概念和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今天的全球化是历史上与之相似的社会变迁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全球化的概念，这包括对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发源地及其运行方式等问题的厘定。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到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新特点，而这有赖于将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进行比较。弄清全球化的概念，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是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无论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还是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都发源于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也是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开展起来的。但是，全球化的实际影响绝不会局限于西方，而必然扩展到世界范围，全球化的字面意思就是世界化。事实上，虽然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全球的”（global）、“全球性”等用语，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但8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国际关系、军事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①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和使用，并逐步演变为一个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并且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乃至公众和媒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的反应也各式各样，议论纷纷。仅就中国的情况来看，80年代在全球化问题上还几乎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但90年代后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以来召开的全国规模的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就在10次以上；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收录的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以全球化为题目的文章，从1994年到2001年，高达3000多篇，这些文章几乎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有的还涉及到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它足以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为了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理性、冷静、清醒与自觉，应该说这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理论或学科的建构来说，概念问题都是真正的起点。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都应该从弄清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开始。
1．全球化的概念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有人据此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时期：1450-1815年，是全球化孕育和形成时期；1815-1917年，是巩固时期；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向着一体化方向变化的趋势。
如上所述，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名词如“全球的”、“全球性”等等，在英语世界的语汇中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是在80年代中期才正式形成的②， 以至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仍然把“global”（全球的）作为新词收入。但是，概念是对事物的反映，与事物本身的实际存在相比较，概念的形成往往是滞后的，就像我们并不是在有了语言的概念之后才学会说话，有了营养的概念之后才懂得消化一样。从这种意义上看，全球化的实际存在肯定早于“全球化”概念的形成。诚然，由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正在进行和发展中的过程，很多东西还处在变动之中，还没有最后成型，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就要给“全球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这个概念有一个大体明确的认识又是绝对必需的。在全球化讨论中，确立一个内涵准确外延清晰的“全球化”概念是讨论的基本前提。
由于全球化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实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也各式各样，因此在全球化讨论中存在着诸多在内涵和外延上交叉吻合或互有差异的“全球化”概念。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综合相关文献，简要介绍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概念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1）施密特对全球化的描述。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98年出版了《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挑战》一书，本书对全球化现象作了具体描述。施密特认为 ，全球化既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他列举了世界性的人口爆炸和环境破坏，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日益增多，贸易、资本流通和金融流通的自由程度迅速提高，技术进步及其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岗位从传统工业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等多方面的事例，说明“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 、近200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总的说来，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的差别，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的差别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发展势头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加速，在20世纪的历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则明显加快。”①
施密特把全球化笼统地界定为世界五大洲之间、各国之间联系与接触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但他没有给全球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2）达伦多夫对全球化原因的分析。德裔英籍学者、曾经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著名自由主义政论家拉尔夫·达伦多夫1998年发表了《论全球化》一文，分析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达伦多夫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危机，80年代的核武器辩论 (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使人们产生了全球意识。“信息革命把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变成现实的空间。从电话经过电子计算机到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这是以前的任何技术发展所无法实现的。”他强调，除了技术因素以外，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 )是推进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新的技术能力首先是在一种广泛流行的放松控制的气氛中实现的。”“这种情绪在大国中，首先是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中渗透，但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美元作为拟议的储备货币身份的终结——1971年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价——是一个重要步骤。伴随汇率浮动开始了一个至少有利于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而且开始了两个贸易自由化的多轮谈判。当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在某种范围内还包括了服务业。它导致了一个新的调节机构的出现，这就是 1945年人们曾经努力追求，但是当时毫无结果的世界经贸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条件下，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90年代经济发展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事情。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事业。”②
达伦多夫同样没有对全球化作出明确定义，但是他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此外，他还批评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片面认识，从多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后果。
（3）哈贝马斯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98年发表了《超越民族国家 ?——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明确地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目前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四个显示指标：
第一，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多。首先是工业商品的贸易，把各个局部市场上的各国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附属品。与此同时，这种贸易的结构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的通讯交往技术的引进使得各大洲之间能够借助服务业进行国际贸易，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进行生产、储存与消费 (如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
第二，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通。运动中的资本很容易摆脱各国税务机构的干预，在国际交易所的压力下，政府陷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这些交易所可以对于各国政府的利率政策、财政预算政策等方面的决策作出反应。结果使得外汇投机与金融衍生物投机组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经济”。
第三，在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归功于跨国协调合作的发展。这种协调合作在决策中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因为它们可以使用资本外逃的选择权 (并以此进行威胁 )。在这方面，关于所谓“劳动岗位的出口”，例如从西欧转移到东亚、拉丁美洲以及中欧、东欧等低工资国家，正在引起人们的争论。在发达国家，这首先冲击到技术装备较差的工业中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第四，从“门槛工业国家”出口的工业商品直线上升。这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它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方向上，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造。
这里列举的四个指标基本上局限在经济范围，但哈贝马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他说：“今天 ,社会科学绝对没有对于全球化这个已经引起人们惊慌失措的事实状况和影响置之不理 ,而且少数几位社会学家已经用他们的时代预言向广大公众发出警报。” ①
（4）罗伯森对全球化的规定。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受麦克卢汉“地球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化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 (compression)，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换言之，全球化指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显然，罗伯森用这个观念是想表明，以往个人用来描述和划分现象的各种方式，已越来越有可能针对整个世界，而不再是他原本所属的那一个地方领域或国家领域。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包括像大众传媒和消费偏好这样明显的文化现象，能够比较直接地觉察到具有全球化的品味，而且还包括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上，从文化的方面来重新阐明各种话题。比如，我们用“拯救地球”来重新阐明环境污染与净化环境的话题，用“人权”来重新阐明公民权话题等等。全球意识的这种提升使得世界更有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系统而被重新生产出来。因此，在罗伯森看来，世界正在变得愈益统一，全球化社会正在形成。而全球化社会首先是指多元社会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它不仅指目前全球日益增大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也指文化和观念上的问题。罗伯森基于这一点强调文化对于全球化的首要性和基本性。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②
（5）吉登斯对全球化的理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A.Giddens)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化概念，他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他说：“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presence)与缺席 (absence)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因此，在吉登斯眼里，全球化是与“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③
（6）贝克的全球化定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1997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 ?》一书中，对广义的全球化及其成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并给“全球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归根结底，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是否理解，这些都与可以感受到的日常暴力一起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一切都被迫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回答。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这些原来都是无法设想的。甚至政府也情愿让一些东西、人物、思想 (毒品、非法移民、对于破坏人权的批评 )在国外寻找出路。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 (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 )的世界。”①
作为全球化社会学的创始人 ，贝克的全球化定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7）里斯本小组的全球化概念。90年代初，欧洲委员会自然科学与技术评估预测计划的领导人、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比德雷拉倡议建立了由欧洲、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近2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了比较权威的界定。该书写道：“在最近15至20年内，在如此众多的领域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 (金融、通讯交往网络、基础设施、公司企业的组织、交通运输业、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消费行为、价值体系、民族国家的作用、人口增长、土地政策 )，诸如国际化、跨国化之类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目前的发展和它的意义。全球化这种新概念的普遍流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要求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需求，这个进程使得传统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或者变得很不明确。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是很正确的，简单地把各种各样的概念混合到一起也无法接近真理，我们的定义依据安东尼·迈克劳和他的助手的建议：全球化涉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 (或者横向扩展 )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 )。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因此全球化远远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说出了现代生活的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从政治上实现统一，经济上已经完全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同文同质。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它的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现象，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表现方式。其中一些形式与表现方式在今后10至15年内也许会消失，或者失去意义。民族的因素，还有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都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所以今天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承认的定义。”“对于全球化所作的任何一种类型划分都不能示范性地概括出全球化的全部本质与特点。任何一位居于领袖地位的理论家都不能说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说出这一伟大真理的内容。”②
里斯本小组概括和归纳了全球化的多方面内容，如金融与资本占有的全球化、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技术和与它相联系的科研与发展以及知识的全球化、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能力与政治控制的全球化、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全球化、观察与意识的全球化，等等。
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不仅突出了“全球化”作为一个新概念的特点，揭示了全球化所包含的“横向的扩展与纵向的深化”双重规定及其他多重内容，指出了全球化在当今所达到的程度（限度）及其矛盾性，而且特别强调了全球化是一个处在变化中的过程，因而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难以找到一个普遍承认的“全球化定义”。这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全球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不难看到，西方学术界所使用的“全球化”概念，在基本涵义上是大体一致或吻合的，同时无论在内涵和外延上又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学术界，其所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况类似。
2．对全球化的理解
如前所述，“全球化”是当今国内外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热衷于谈论和使用的名词或术语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形成了合理而准确的“全球化”概念。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目前人们所使用的“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就字面而言，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这反映了“全球化”作为名词术语和作为科学概念之间的差距。一般来说，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而名词或术语则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二者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从一般性的术语过渡到概念，是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只有当术语达到了概念的明确性之时，才真正掌握了事物的本质，才能澄清各种分歧，而这有赖于对构成概念的各种要素的深入理解。
人们在“全球化”概念使用上的分歧，主要与对全球化的下列因素的不同理解相关。
（1）全球化起始的时间。这个问题关系到全球化的历史起点，对它的不同认定是对全球化的概念采取广义用法还是狭义用法的关键。从现有资料看，排除一些过分离奇的观点和过分宽泛的说法①不计，人们对全球化起始时间的认定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起始于15世纪，标志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之后，全人类才真正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才开始了全球范围的相互交往。因此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的人们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即已开始，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 (地理大发现 )与贸易的热潮 (商业革命 )，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地球上彼此隔绝的各个民族国家，也终于走上了“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第二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起始于18世纪，标志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全确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向外的，突破国界、洲界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向。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资本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交往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历史起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并形成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第四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标志是1972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美元与其他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西方资本跨国自由流动，这时才真正实现了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第五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起始于冷战结束以后，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因为从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才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形成。
不难看到，确定何时为全球化起始的时间，并不单纯是一个物理时间的计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按照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全球化起始时间的不同认定，是人们对全球化概念采取广义用法还是狭义用法的主要依据所在。
（2）全球化发源的地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不同意见，人们一致认为全球化发源于西方，具体说是西欧，是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一个历史过程。因为从历史上看，正是西方文明在近代把自己扩张到了全世界，其他文明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至少在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和西方文明相比。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把全球化的发源地确定在西欧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味，因为每种文明从价值上看都有普世关切或世界倾向，或者说都有传播和扩张自己的愿望，并非只有欧洲文明才是普世文明。针对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起始的观点，他们指出：“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壮举对推动洲际交流过程的确功不可没。但是人类通过海洋的跨洲际交流活动并不始于哥伦布，比他早半个多世纪的我国郑和，从1405年 (永乐三年 )至1433年 (宣德八年 )的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历经30余国远达非洲南端。所乘的最大的‘宝船’载重量约1500吨，可容千人。船队每到一地，都以精湛的中国手工艺品换取当地特产，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与亚、非两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郑和的远航比15世纪末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早半个多世纪，航海规模与船只之大，都远远超过他们。直至15世纪中叶，西方造船业最发达的热那亚，制造的大帆船最高吨位也不过1400吨。实际上，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世界上仍然是先进的。这个史实表明，郑和的壮举时间早于、规模大于、人数多于、距离远于后来的哥伦布探险。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中心论所强调，以哥伦布探险成功作为‘全球化’开始是不确切的。”①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从其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意义上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是它拓宽了全球化的外延。如果把任何跨国的交往都叫做“全球化”，那么古代的战争也会具有“全球化”的意义了。
（3）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一般认为，生产力，尤其是知识的积累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是全球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根本动力。知识的积累和普及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眼界。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不断革新缩短了空间距离，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想象空间的扩大，相互交往的深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至于全球化的主体，则有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最主要的活动主体，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其地位和职能受到了挑战，甚至引起了一些人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的怀疑，成为全球化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实际承受者和参与主体。国际组织被认为是全球化活动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全球治理的执行者，其地位和作用将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突出。跨国公司是资本扩张的载体，从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体现者，它们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活动范围和影响上都在不断扩大。②
（4）全球化的维度和限度。大多数人都承认，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首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建立在生产、商品、市场、资本、技术配置的全球一体化之上，而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经济要素，所以全球化首先就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分歧，分歧主要是对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虽然直接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出来，但它决不仅仅是经济概念，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和文化上来，因此认为现在不仅存在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也已经是既成事实。与之相反的意见认为，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前还只存在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只是初见端倪，至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现在还不是一个客观现实。例如有人说，全球化是有修饰语的，是指经济全球化，不应该把这个概念无边地扩大到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是用来概括世界经济如何在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突破国家的界限而走向全球化，也就是资本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而政治就不能全球化，我们坚持搞政治多极化。至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它还相当遥远。由此也就相应地引出了全球化的限度问题。一些人主张，不仅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幻，而且经济全球化也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程度，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边界。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全球化”与“一体化”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为今天的全球化远没有达到全球一体化的程度，“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概念。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那么对全球化的探讨就需要各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和相互合作。约翰·迈克莱恩（John MacLean）通过对西方国际理论传统的梳理指出，对全球化的研究应该从跨学科的解释转向反学科的解释。所谓反学科的解释，就是不要局限在特定的学科视界内，而是首先要清理本学科的内在问题和缺陷，然后再把全球化纳入研究的视野和学科系统之中。①这种思路对于打破全球化研究中学科壁垒的限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5）全球化的面相。在全球化研究中，许多学者主张要区分全球化的不同面相，因为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发展过程或发展趋势，同时还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这方面，贝克区分“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的做法很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发展趋势，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a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这三个层面的所指并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例如，“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确实可能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舆论工具和策略手段，但如果因为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而拒绝承认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过程，就有可能产生偏颇。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还要详加讨论。
总之，对全球化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因素和众多学科，而且，正如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所指出的，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可以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因此很难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全球化所涵盖的全部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全球化”概念的多样性和各种不同用法的合理性，并通过充分的研究和交流逐步增加和扩大共识，进而寻求统一的“全球化”概念，或许是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的选择。
3．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概念的广义用法和狭义用法各有理据。狭义用法的优点是，它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事实基本吻合，从而有助于说明“全球化”作为一种新事物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广义用法的优点是，它能够追溯到全球化的漫长历史源头，从而有助于说明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与之相似的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历史联系。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对“全球化”概念取广义的理解，同时把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称之为“新全球化”。这样一来，揭示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以便把它与历史上相似的社会变迁过程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任务。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在当今时代的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得如此迅猛，并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深化，以至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2年在联合国日致辞时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所谓“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全球化时代”。
与近代开始的广义的全球化相比较，新全球化时代表现出如下一些新质特征。
（1）从技术角度看。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障碍而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近代开始的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的技术基础是以经典力学和蒸汽机的发明运用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20世纪上半叶得到加速的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是以电的发明和电机的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而当代新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是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大规模发明创造，即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文明》一书中，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在当代世界上并存的三种形态：“我们正快速迈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造成的将不是一个分成两种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为三种截然对立和相互竞争的文明所分割的世界——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在这个三分化的世界上，第一次浪潮部门提供农业和矿产资源，第二次浪潮部门提供廉价劳动，从事成批生产，快速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部门，则以创造和开发知识新方法为基础，雄居主导地位。”①
从人类相互交往的角度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对于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在1960年出版的《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就是从通讯技术的革新给人类带来的全新变化角度考虑的。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现代化交通工具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把各个国家、团体和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联系了起来，实现了物流、信息流、知识流的全球畅通，确实使人们感受到“时空的压缩”，好像生活在“地球村”之中。可见技术因素在全球化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以电脑和互联网为核心的高新科技革命，使全球化发展到崭新的水平，并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以至人们在把今天的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的同时，又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或“信息社会”。
不同的物质技术基础造成了新旧全球化的巨大区别。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轴心是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因此被称为“工业社会”；而新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因此被称为“后工业社会”。有的学者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将迎来全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这一崭新阶段将以信息的全球化作为标志，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将深入世界每一个角落，届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跃入一个全新的质的阶段。当前各发达国家竞相开展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正是为了迎接这一全球化新阶段所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信息全球化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由“旧经济”向新型的信息时代经济转变的革命已经开始。信息技术革命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生命线，将会成为主宰现代社会的力量。
（2）从全球性问题角度看。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凸现（首先是环境、生态、资源、能源、人口问题，然后扩大到核威胁以及现在的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危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共同利益，要求全人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才能避免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和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开始使一些全球性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这些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凸现，促进了“同舟共济”的“全球意识”的形成，被认为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3）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资源、技术、管理、劳动力、市场和服务等，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从而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②在新全球化时代，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在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国银行，吸收全球资金，进行全球贷放，形成了全球银行信用网络，成为国际资金的主要操纵者和使用者。以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生产跨国化、经济网络化等为内容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大大突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展，使全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急剧增长，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形成国际交叉，组成了全球性的市场和经营网络。根据联合国《1997年度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4.4万个跨国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以及70%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③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商品、劳务、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超越国界的流动决定的。这些要素跨越国界的大规模迅速流动是战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原动力。现代航空技术、洲际高速公路、远程通讯技术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这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研究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商品、劳务贸易跨国化和投资跨国化这样两个大的阶段。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商品和劳务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形成了统一的以商品和劳务贸易为主的世界市场。到1989年，世界商品和劳务贸易额已突破4万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超过3万亿美元，劳务贸易突破1万亿美元）。第二阶段从80年代开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国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从1980年到1988年，世界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比世界贸易的增长快了3倍。到1995年，美、日、德、英、法五大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总额累计达到17060亿美元，现在更多。现在每天的国际货币流量和交易为每天世界货物流量的25倍，外汇市场日交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商品劳务贸易正在变成投资的函数。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量金融衍生物的出现，也增加了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4）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化被一些人理解为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势，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有人甚至说全球化就是民主化。国与国之间由政治对抗转向对话与合作，是当前的主要趋势，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心的两大主题。但是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书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5）从文化角度看。全球化被一些人看作是各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交流过程中，超越本土文化的狭隘性而逐步达到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很大分歧，后面再做评论。
（6）从国际组织角度看。近代开始的全球化是以民族和国家自身利益为重心的，是以西欧国家掠夺他国的资源、占有他国的市场来发展自己为目的的，带有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显和突出。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者和规则制定者，而1945成立的联合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冷战结束后它的作用受到了挑战。同时，与国际组织相伴而生的是一些区域性组织的大量涌现，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影响最为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真正从“地球村”的角度来看问题，“全球化”并不等于“国际化”。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权利、对国际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国际化重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的交往，而全球化概念所强调的是非国家的国际主体的行为和全球共同规范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也有激烈的争论，我们后面再做评述。
二 对全球化的各种反应
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对全球化的特征和本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待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当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浪潮汹涌而来之时，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它的反应都是各种各样的。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团体和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不同，受冲击的程度或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的不同，以及传统背景的差异，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全球化浪潮本身一样，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也席卷了全球。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运动也同时发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抗议活动已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事业。”（1999年11月27日美国《金融时报》）在一定意义上，反全球化是另一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应该一提的是，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而且目前主要的反对者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里列举最近几年反对全球化的几个主要事例：
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期间，科隆、伦敦、纽约、马尼拉、东京、香港等城市都爆发了反对全球化的大示威。1999年12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漫无边际的全球化。而在会议内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代表反对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拒绝签署背着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使西雅图会议归于失败。2000年4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春季会议时，上万名示威者包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楼，抗议全球化。示威者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现行政策，通过减免穷国债务，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行“全球经济正义”。继美国西雅图和华盛顿的两次抗议之后不久，世界上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又先后在捷克的布拉格、法国的尼斯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其中尼斯大游行的参加者大约有5万人，那不勒斯大游行的参加者大约有3万人。2001年1月，正当“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年会之时，约3000名非政府组织成员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遭到了大批反全球化人士的激烈抗议。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中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不满，90年代以来，批判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成为北美大专院校、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就在我们修改这部书稿的时候，2002年6月26日，八国首脑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全球经济、反恐以及援助非洲等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开幕之际，数千名反全球化的示威者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在会议新闻中心附近的街道上高呼反对全球化、反对八国首脑会议的口号，向行人散发传单。会议闭幕前夕，又有千余名抗议者在卡尔加里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抗议者在街头广场表演象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掠夺造成死亡的情形。
全球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球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从而，面对全球化，我们是应该热情欢呼和大胆迎接呢？还是应该愤怒谴责和坚决拒绝？拟或应该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趋利避害？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待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言的，由于主体是不同和多元的，价值判断也必然是不同和多元的。在这类问题上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和统一的答案。我们需要弄清的，是表达各种不同态度、作出各种价值判断的主体之所以如此表态的根据，这样才能达到对于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的理性的认识。
1．三种基本态度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趋势，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们的态度和反应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三派：乐观派、悲观派和观望派。我们需要先了解他们之所以持这些不同态度的原因或根据，然后才能对这些态度本身作出一个恰当的评价。
（1）乐观派认为，全球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一个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也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了历史进步的趋势，因此应该顺应和欢迎。如果无视这种事实和趋势，将会对我们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的流通比过去更加自由，因而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如此，它还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经验，超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一步到位，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条件。例如，发达国家为降低生产成本，分散汇率风险，把许多包括高新技术产品在内的生产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出现了质的飞跃。
在乐观派中，最极端的是欢迎派或热烈拥护派。例如，一篇题为《全球化与中国新的发展模式》的文章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只能面对现实，别无选择。全球化大大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使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福利。二战后大多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全球化功不可没。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更是借全球化契机，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此外，全球化还推动了各国在政治、文化方面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促使国际关系走向协调与合作。”文章在归纳和列举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好处”（如，为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创造了条件，可以有效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中国创造大量新兴的就业岗位；有助于解决改革和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为中国在现实禀赋下利用国外的要素和市场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追赶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后，以异常肯定的笔触写道：“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符合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①还有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推动力”。②
可以看出，乐观派主要是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全球化虽然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本身在性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人类的一种新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最新发展基础之上，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全球化作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表明人类的交往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全球化本身并无意识形态的标签，它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承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也将前所未有地增多，一些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机制将日益受到各民族国家的重视，一些普遍的政治规则将日益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但他们认为这是好事，因而持乐观的态度。
（2）悲观派认为，全球化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和“分化”战略的新手段，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工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迷幻色彩和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陷阱”，如果信以为真，不幸掉入这个“陷阱”，就会大祸临头。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最直接的就是美国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其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扩展到全球范围，而且将其政治价值和文化观念扩散到其他国家。所以，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甚至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其目的是要让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对全球化持悲观态度的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公众和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人士。例如，德国的马丁和舒曼在其所著《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指出，世界市场是强者和冒险家的游戏场，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国际金融体系则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向陷阱”。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的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其最终结果“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力”。①
在悲观派中，最极端的是抵御派或坚决反对派。在我们所接触的大量文献中，一篇给“全球化”加上引号再打上问号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报刊媒体以及政治家、学者和作家反对全球化的言论，并加了评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其中写道：“1998年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一语道破：‘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区扩展。’同年7月26日墨西哥《至上报》的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点明：‘全球化是无意识形态边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扩张到各个方面，变成了当前惟一的经济体制’。1997年问世的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则是讲得更加透彻了。他说：‘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它迫使欧洲和日本也得仿效。‘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如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做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是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这样，我们说，所谓‘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其实质含义就是‘美国化’，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文章接着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浪潮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要化解的一个重大目标。1998年6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建议延长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时就说：‘贸易是促使中国变革的一种力量，使中国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想，并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中。’1999年3月23日，曾在克林顿首届政府中担任商业部副部长的杰弗里·加藤，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国会一些领导人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政府应该与之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将表明华盛顿是否认识到了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坚持经济改革的道路对美国是有益的，而世贸组织能促使北京更加坚持这样一条道路。不管你对中国还有什么别的评论，单就它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这一举动的规模和范围而言，这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转变之一。’……可见，中国确实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文章最后带着不无情绪色彩的笔调写道：“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对‘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作为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学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研究，严肃探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似乎是没有什么可异议的吧？遗憾的是，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不少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权威，在‘全球化’问题上，也是如痴如醉，跟在资产阶级蛊惑家屁股后面颠三倒四地瞎聒噪。在他们那里，‘全球化’既化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理论，也化掉了当今‘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化——美国化’的客观现实，还化掉了世界上一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却有科学良知的学者的见解，只
剩下了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②
可见，悲观派主要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当然，在他们看来，即使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乐观。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和现代化的管理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些实力，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必然会付出代价，甚至得不偿失。
（3）观望派认为，乐观派和悲观派各有道理，但又都失之于片面。
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又有弊，既有喜又有忧，机遇和风险并存。同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利弊大小一时是很难作出判断的，因此与其匆忙出击，不如观望等待。例如有人这样说，“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得失问题是全世界不断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全球化的利弊问题，我们既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全球化利大于弊的论断，也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全球化弊大于利的论断。问题在于，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确实是利大于弊。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还无法证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应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只有利而无弊，也不是只有弊而无利，而是既有利，又有弊。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从可能性来说，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①
经验证明，认知主义的全面性并不会带来选择和行动上的坚定性。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及其流动变化无从作出决断，才导致了对全球化持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是消极的，是在无法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必然会由于作出选择和决断而告结束。
2．分歧的根源和我们的态度
十分明显，对待全球化的各种态度分歧的深层根源，是人们对全球化的实质和后果存在不同的认识。换言之，对全球化的实质和后果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对于全球化，乐观者之所以乐观，主要原因在于认定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全球化进程虽然发源于西方，至今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但它本身在性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最终对我们是有利的；悲观者之所以悲观，主要原因在于认定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种新手段，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陷阱；而观望的态度，说到底是由于对此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判断而产生的。当然，他们看问题的侧重点并不一样。
我们认为，面对全球化，单纯的乐观和完全的悲观都是片面的。观望的态度貌似全面，但它在看到全球化的双重后果后，无所作为地退却，是消极的。我们主张，面对全球化，应该在全面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有所作为。
首先，必须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参与。应该承认，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今天确实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反映了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历史进步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金、资源、技术、管理、劳动力、市场和服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流动和有效地配置，从而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么，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不论对全球化持何种态度，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自发还是自觉，积极还是消极，主动还是被动，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无论愿意与否，中国的发展都不可避免要纳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而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的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任何国家都必须正面应对，简单地选择拒绝开放和实行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参与其中，应对得当，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对发达国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发展中国家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才有可能走向振兴。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近半个世纪内曾经一度游离在世界经济发展之外，错失了几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机会。今天全球化的大潮扑面而来之际，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全球化，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审时度势，采取相应的策略，才是关键之所在。全球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尽量减少风险，使我国能比较顺利地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如果面对现实采取鸵鸟政策，或者执意逆潮流而动，我们便又会与世界潮流的汇合失之交臂。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化，才有可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才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我们的发言权，也才能谈得上赶超发达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表面上保护了民族经济，实际上保护的是落后的经济体系，到头来必然使民族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差距更大，从而终究会被发达的经济体系冲垮。这已经为中外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的今天，不管以何种名义反对参与全球化，都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其次，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有所作为。无可否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非只是机遇，更大的其实是挑战，其中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因此，参与全球化决不是一路鲜花飘香的坦途。时至今日，全球化的进程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也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推动的，而这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和较量，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这种竞争和较量中确实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也有相当的事例证明，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盲目的乐观肯定是有害的。但是，因为存在着风险，需要付出代价而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也决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实际上，只有积极参与，有所作为，才能逐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处境。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0年2月16日在南洋理工大学发表演讲说：“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我们所做的一项与一般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决定，是当第三世界国家认为跨国企业是剥削第三世界时，我们却欢迎跨国企业前来投资，我们也因此而成功了。现在我们也不应该像一般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采取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我们的态度和办事方法必须具有国际观。”①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并非注定是输家，输赢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作为和参与的方式。
还应该看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对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近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就发生过变化，开始的霸主是英国，后来是美国，现在欧盟和日本的力量又在上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它们的作用和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企图主宰和控制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不可能。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和达沃斯会议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谈判宣告破裂时，许多代表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可以预见，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将更加高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地参与全球化，关键在于学会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制定的，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也完全能够从承认和遵守规则，通过参与过程的实践，逐步过渡到修改和制定游戏规则，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效益。总之，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有所作为，正如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
再次，保持冷静清醒，警惕各种风险。由于各种力量的不均衡和规则的不公平，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充满着各种风险，其中既有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种经济风险，也有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风险和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安全。许多事实说明，西方确实有某些势力企图通过全球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前面引用过的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一书中的若干话语，以及西方一些政治家言论中昭然若揭的用心，用不着特别的注意就能觉察。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的背景下，西方一些政治势力也制定了它们的“全球主义”谋略，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的霸权。因此，我们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对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全球化包含着事实的层面，也包含着价值的层面；前者是一种客观趋势，后者则是一种主观意图。尽管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决不会服从于某些人的主观意图，但当这种意图与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结合时，就有可能对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当我们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时，确实应该警惕“全球化的另一面”，即有可能成为“陷阱”的一面。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在《全球化的利弊》一文中指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的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①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限。”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政治和文化带来影响，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法则，“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影响。”③这里所分析和批判的，实际上就是“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
总之，面对全球化，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又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冷静，妥善应对。既然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而不可违背它，那么，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国际交往，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同时，既然当代全球化具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自觉地推行其“全球主义”的战略并未改变，那么，我们就不能盲目追从，而必须警惕各种风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特别是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关乎到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而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在参与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参与方式。我国近代以来15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于全球化，参与比不参与好，主动参与比被动参与好，早参与比晚参与好。所以在是否参与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争论的余地，而参与方式才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确定参与的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或者说，使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否则，脱离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而这就意味着，确定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条件，争取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对我有利的局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论证，需要作多方面的考虑，需要由政治家和有关专家共同决定，而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行动。
以上说明，参与全球化，必须考虑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全球化战略。我们也应当制定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可以具体操作的策略，找准我国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趋势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处变不惊，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中国以积极稳妥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并以自己的方式与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一起，为建立21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3．全球化的实质和悖论
对待全球化的各种态度分歧的一个枢纽，就是对全球化实质的不同认识。而对全球化实质的不同认识分歧的焦点，又被归结为“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这样一个问题。因此，辨明全球化的实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确立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
一些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按照统一的经济规则从事活动。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公平，但目前通行的经济规则是由占据国际市场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操纵制定的，其立足点和着眼点是为了保护和扩大发达国家的利益。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生存，不得不按照有利于别人的规则行事，处处受制于人。美国等西方强国既是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全球化是西方强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超级大国要扩大本国利益，就必须建立、推进全球化机制。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主宰和控制。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有的论者更进一步指出，作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和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美国要的并不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的全球化，而是要使全球化变成“全球的美国化”（global America）。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美国看来，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隐藏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
我们认为，把全球化的实质等同于西方化乃至美国化是片面的，但这种看法的产生有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一直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全球化与西方化的历史是部分重合的。从历史上看，正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扩张本性推动和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 一个囊括全球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对此，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揭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时，就有明确的认识。马克思指出，“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解体，从而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经济扩张；“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表的生产力和廉价的商品；“迫使一切民族”“推行它们的文明”，“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的力量不是别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这样，马克思就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进而将世界联为一体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实际上是在全球化萌芽和发展的早期对全球化的动力和实质的深刻的经济分析。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加速，在新全球化时代，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驱动力。无论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化、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建立与运转，还是生产的国际化、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及资本与金融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在其中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②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同步的，西方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才使一些人得出了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结论。
但是，把全球化归结为西方化又是片面的。就拿经济全球化来说，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分析经济全球化无疑也应当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从生产力角度考察，经济发展超越了国界，通过跨国公司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转移到异国异地，从而使整个生产活动在全球展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是生产力的全球化。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商品市场；第二阶段是借贷资本的全球化，形成跨国界筹资、国际债券等等，形成全球借贷市场；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国际直接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国际化。而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①
既然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时就不能只看到生产关系的层面而忽视生产力的层面。实际上，经济分析中存在着多个分析的角度和层面，既包括物质的、技术的层面，也包括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及其所派生的阶级关系）的、制度的层面。从后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性质，或者至少使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打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烙印，但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于历史发展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还是其背后的物质力量，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力量。从这种角度来分析全球化，就会发现，虽然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是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但其背后更深层的动因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和提出的要求。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为资本家走向世界开拓市场提供了可能与条件。所以从生产力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内涵就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世界的各个部分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以西方国家为先导、随后又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现代化过程。今天的全球化是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因此是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美国人和欧洲人曾经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但它的产生毕竟是由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医学、运输以及电子通讯工具等的结果；哪里采用这一切，哪里便出现这种过程。”②这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在全球化过程中起着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甚至把罪恶的殖民主义视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可见，我们不仅要看到全球化与资本扩张的内在联系，而且更应该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所蕴涵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进化的根本内容及其意义，否则就会因为全球化具有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外貌而得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片面结论，无视或否认全球化所内涵的现代化的内容及其历史进步意义。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不能把全球化所蕴涵的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从中剥离出来，因为全球化具有西方发源和西方主导的特点而采取简单拒绝的态度，其结果有可能是在拒绝西方化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现代化。
当然，反对一种片面性并不能用另一种片面性去代替。我们不赞成把全球化的实质归结为西方化，也不赞成一些人把全球化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化。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都是片面的，而它们所遵循的又是同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就是把全球化这样一个包含着多种主体力量参与的复杂的动态过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力量支配的结果，忽视了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部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和全球一致性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和发展趋势。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例如美国学者罗伯森就强调，全球化将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同质化与异质化共存的局面，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运动。“我自己的论点，包含了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的尝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互相渗透。”“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他甚至说，“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①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②中国学者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这种被他称为“全球化的二律背反”的现象③。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这篇文章的篇幅不长，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里简要地介绍其基本思想。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的统一。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抽象；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极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integration/fragmentation）的统一。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它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以至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社区运动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以至于出现了特别反映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则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但国家政治的霸权从两个变成了一个。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极其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最后，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和准则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因为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反映了全球化过程的内在逻辑，具有必然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即使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既然全球化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对立或悖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不是人们在日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矛盾或悖论，而是哲学上所说的二律背反。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悖论或二律背反，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全球化的实质，确立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
三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不是一种新现象。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说，“‘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语词，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① 2000年9月9日墨西哥《永久》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相关言论后写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被人所认知的现象的加速变化。”
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并详细地阐明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尽管他们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今天的“全球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今天的全球化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日本学者伊藤诚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带来了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世界化，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经营中令人再次想起这一预见适用于现代。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现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相比，从内容上已加进了新的发展。企业的世界性活动不仅在产品市场、原料和资源的购买活动方面，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投资、金融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尤其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不仅限于石油等资源产业，而且还扩大到制造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此外，不仅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甚至连日本及其周边的亚洲国家的中等规模的企业，都成立了跨国公司，而且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明显增大。②
1．“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 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① 。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② 。 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共产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⑤
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
这样，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却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全球扩展的本性及其所包含的内在矛盾。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至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许多人认为，由于国际贸易地域的扩大，相互作用关系日益频繁，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持续革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危机等全球问题所要求的联合行动，跨国行动主体（如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业的全球流动和跨国文化冲突等因素，全球性的生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强。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① 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②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的，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③
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別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全球化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2．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生产、贸易、资本、技术、信息、服务等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④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马克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⑥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 ,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 747飞机共有 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 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 %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现全球扩张，必然要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每一个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都是全球化的商品，全球范围内所可能提供的、最合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每一个企业，都要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合作，为全世界提供产品与服务，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① 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②
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③ 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做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没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① 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经济集团的大量涌现，其中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影响最为显著。
3．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就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就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言，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
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的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②在当今代国际社会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反对把全球无限制地扩大到政治领域，实质上是反对把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给其他国家，这只是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条件下的历史选择。
当然，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事实上正在加强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的变迁，也许全球性政治力量的相对增强和民族国家主权的相对受制很可能是21世纪的并行不悖的两个趋势。但真正的政治全球化、世界政治、全球政府的来临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想象。尽管国际性的政治规范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只要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民族国家还没有走向消亡，政治全球化就不能走一条无视国家主权的道路。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能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就是说，这里仍然有一个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主张或许失之偏颇，但完全没有民族特色的同质文化，似也希望渺茫。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化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化正在顽强地彰显自身。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之幸，人类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古建筑对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都可以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总之，不同文化的差异乃至对立，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
当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之物，任何文化都会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哪怕在一时一地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消极、腐朽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文化竞争过程中，开放、变革、创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一是各种文化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化进行压制，威胁文化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化压制必然引发文化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界、政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化优越论，认为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政客公然以维护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文化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威胁。文化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文化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这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化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文化现象的存在。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文化观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化约的因素。
4．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② 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贝克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
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浪漫和超前。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无疑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全球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全球化可能导致传统的主权界限边缘的模糊和被侵蚀），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最有能力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交往活动的中轴和基石。其他国际政治实体基本上都属于国家实体的派生体，都直接或间接与主权国家有关。国家集团、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权力和活动都以国家主权的让渡和授权为根据。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很难也不会消亡的。“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把维护国家主权置于政治行动的第一位，我们至今还很难设想在所有民族国家之外形成一个有权力对所有民族国家发号施令并使所有民族国家俯首称臣的政治共同体。”①
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主权国家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主权国家的协议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影响着全球化的色彩。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佳方式自由配置经济资源，形成日益增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这将会导致对主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但是，这种制约和限制必须以主权国家的同意为前提，国家权力的让渡以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基础，依靠民族国家之间平等的协商与合作来实现，表现为一个自主有序的发展过程，这才是全球化推进的健康状态。哈贝马斯曾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设想，这种设想被一些人误解为可以实施全球治理的“世界政府”的建立。但实际上，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并不是世界国家，而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合作的政治体系。“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②应该注意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民族国家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变。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纳入全球化轨道时，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取向。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问题。这种“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的主权和特色， 从而对人类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