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 

西部大开发的直接目标是解决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问题，深层动因则是解决由于产业分工、税费负担、交易费用等因素导致的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偏低问题。当前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必须明确这些基本问题，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论调，警惕“开发陷阱”，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主因 

现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资本形成为核心，数量扩张、结构转换、素质提高三位一体的经济成长过程。持续的高资本形成比率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也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成因。我们采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分别计算沿海与内地经济差距的成因。1995年，沿海与内地之间约974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差距中，由最终消费所形成的差距为1717.8亿元，占17.64％；由资本形成造成的差距约6606亿元，占67.82％；由净出口形成的差距为1415.76亿元，占14.54％。1997年，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中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导致的差距占比分别为20.98％、58.59％和20.83％。考虑到资本形成不仅影响各地的最终生产消费与居民消费水平，还影响不同区域的出口能力，资本形成差距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的作用就更为关键。从典型数据看，1998年广东、山东两省资本形成总额6515.11亿元，是西部十省区资本形成总额的126.4％，西藏资本形成额则仅及广东的1.17％。正是由于资本形成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才逐步拉大，并成为当前影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不足，关键就在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资本来源的强烈约束，使区域净投资增长过慢。地区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三个：即财政投资（包括当地政府投资、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及转移支付投资）、企业投资和外商投资。先看地方政府财政性投资。改革以来，受长期经济落后的累积效应的影响，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一直十分拮据。1998年，西部10省区的财政收入仅是东部11省区的30.48％，年省均财政收入是东部省区的3.35％。西部各省区财力贫弱，基本都是典型的“吃饭财政”，不少地方连财政事业单位的工资都无力支付，更遑论靠财政投资加快地区资本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了。1998年西部省区财政性基本建设投资仅为东部省区的34.19％，这意味着西部省区财政途径年资本形成额只及东部省区的三分之一。次看中央政府在西部的直接投资及转移支付投资。80年代以来，在梯度推移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投资向东部大幅倾斜，幅度之大，远远超过建国后的各个时期。1981―1989年，全国基建投资累计9000亿元，其中投放在东部的占50.1％，中、西部仅为26.6％和16.3％，不分地区的占7％。90年代后，国家作出了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中央政府投资向长江流域尤其是浦东倾斜，西部地区中央政府财政性资本形成能力过弱的局面始终未能改观。再看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及企业投资。在梯度推移开放政策作用下，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一直较为缓慢，外资利用规模很低。1997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共406.6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额的84.4％。西部地区仅19.7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额的4％。 

至于企业投资，由于东、西部企业发展的规模、实力、上市公司融资能力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投资实力也有明显的差距。1996年，东部省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共29824亿元，占全国的54.7％，西部省区9659.86亿元，仅占全国的17.7％。同年，东部地区上市公司348家，占全国的65.7％，公司上市筹集资金1599亿元，占全国的63.5％；西部地区上市公司93家，占全国的17.6％；公司上市筹资额343亿元，占全国的15.7％。 

西部地区为什么资本供给不足？除财政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东、西部自改革以来一直存在较大的资金利润率差距。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6.92％，产值利税率8.40％，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91.28。西部省区除云南、西藏外，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6.90％、3.63％、3.72％、0.21％、4.26％、4.4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青、宁、疆等资金利税率尚达不到全国的一半。当年整体核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净亏损。1998年，西部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平均为3.98％，约为东部的68.6％；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平均为4.15元，约为东部的49.0％；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29441元，约为东部的88％。要素回报率过低不仅使得区域外资金难以
流向西部地区，还导致西部地区大量资金外流。据统计，改革以来通过银行内及银行间资金拆借、证券市场、信贷市场、横向投资及民间借贷市场由西部流向东部尤其是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的资金年以百亿计。西部地区自我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加上长期“失血”，导致资本形成异常困难，这是改革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主因。 

二、西部大开发的核心问题 

西部大开发的直接目标是解决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问题，深层目标则是解决由于产业分工、税费负担、交易费用等因素导致的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偏低问题。 

西部地区资本利润率过低的原因可以从产业分工、税收倾斜和制度成本等角度去作探讨。从产业分工角度看，西部企业以资源、能源企业居多，产业加工链较短，技术附加值低，产品受国家价格管制与市场过剩因素的双重挤压，使得企业利润率明显偏低。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域分工中，中西部一直是东部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兴建的大中型企业大多属采掘和能源、原材料工业。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占全国87％的原油、65％的天然气、79％的原煤、50％的发电量（其中水电68％）、40％的钢、71％的木材等主要的能源、原材料产品。在90年代中期之前，能源、原材料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国家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价格管制。西部能源、原材料企业受价格管制的影响，自我积累不足。以甘肃省为例，全省资源、能源“两源兼富”，矿产保有量居全国前6位的有22种，其中居首位的有6种，第3位的5种，镍、铅锌、锑矿的储量都高居全国前列。迄止1996年，原材料产品90％以上以指令性计划调走，成为支撑国家政策投资双倾斜政策的物质基础。价格管制导致利益转移，1986―1996年，甘肃只就所产11种主要原材料产品统配价与综合市场价价差损失每年即高达35亿元以上。90年代中期之后，从普通工业品到能源、原材料普遍过剩，国家逐步放开对能源、原材料产业的价格管制。西部能源、原材料企业由于受市场过剩挤压及国外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少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局面，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大幅降低。如具有“一黑一白”优势的新疆1998年由于原油、成品油、棉纱、棉布等主要产品的国内需求严重不足，价格持续下跌，企业亏损面竟达68％，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回落31.8个百分点。 

从税收制度角度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政府即推行区域梯度推移发展战略，在对外开放、地方政府权限、税收优免等方面对沿海开放城市进行强倾斜政策。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所得税率为15％，沿海经济开放区为24％，且拥有“两优一免”的待遇。内地则除批准的开放城市、省会城市为24％外，其他地区均为33％，相差距离很大，成为影响地区资金利润率的重要因素。 

再从交易费用角度看，西部地区当地政府的支持及行政透明度、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源状况、社会环境、交通状况等一系列影响企业投资、发展及运行费用的制度因素均较东部为差。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开放迟缓，基础设施落后，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都远高于东部地区。加上产业分工及税收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得西部地区企业的要素回报率一直明显低于东部，这成为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西部大开发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西部企业由于产业分工、税收倾斜及制度成本等 方面原因造成的要素回报率过低的问题，增强西部地区的“造血”能力。可以想像，一旦西部地区的要素收益率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地的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都会在利益引导下向西部回流，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阶段。从国内外落后地区经济开发的经验看，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靠财政、金融分步运行，放松政策性管制、优化税制、降低西部企业运行的交易费用三者联动，全面推动西部地区要素回报率的提高。开发前期，主要要通过财政及政策性金融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及基本环境建设，它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姿态，也能保证开发工作的计划性。其次，要调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通过差别性的税收、信贷政策来支持特定区域的发展，其实，任何违反政策一致性的“特殊”都是对制度本身的破坏，笔者主张彻底停止区域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全国税收制度，对西部地区可通过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办法进行重点扶持。再次，要放松政策性管制。如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性行业，可以在西部首先放松管制，允许民间投资介入，从而在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管制政策的区域性放松一旦实行，将是我国区域发展政策新的尝试，当前需要积极试点，谨慎操作，取得经验。此外，西部地区政府要强化在意识、文化、社会环境等软条件方面的建设，千方百计降低西部投资企业的制度成本，提高西部企业的要素回报水平。 

三、西部大开发要警惕什么？ 

西部大开发要防范“开发陷阱”，防止重蹈当年海南开发的覆辙。从目前情况看，最主要的是要防范新一轮金融炒作的爆发。当前学术界众口一词地主张国有商业银行对西部大开发进行金融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包括：实施倾斜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在西部地区的信贷管理要特事特办，突破陈规；建立新的金融组织，如西部开发银行、西部发展基金等等；针对西部企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组建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西部企业上市融资门槛，对西部企业上市进行特殊支持；直接增加西部地区的信贷额度，加大信贷投放，等等。这些政策主张目前几乎成为舆论界主导性的声音，对政府决策及社会各界都已产生广泛影响。 

其实，这些主张大多是并不可行的，甚至是相当危险的。比如组建西部开发银行，假如该行定位为政策性银行，则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经过几年的运行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较优越的设施条件和员工队伍，政策性信贷完全可以委托它们去做。假如定位为商业性银行，西部地区目前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分支行都处在长期亏损状况，正积极进行撤销合并工作。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经营状况欠佳，前景堪忧，要组建新的商业银行，将面临资金来源、网络设备、服务质量、资金安全等诸方面的挑战，使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陷入更为严重的恶性竞争之中，也是不可取的。 

再如采取特殊的货币政策的主张，也是难以行得通的。我们知道，三大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是总量调控工具，而非针对某一行业或区域，区域货币政策倾斜的主张在操作上首先就是不可行的。至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目前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存款准备金由商业银行总行在其所在地统一上缴，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硬要实行，只能回复到原有的各省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在西部地区资金回报率过低的情况下，即使西部银行资金充实，也会通过全国性的信贷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流出。 

再如降低西部企业信贷条件、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降低企业自有资金要求或上市标准等政策主张，如果真正执行，只能鼓励西部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形成更大的金融风险。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与全国经济发展协调互动，不能以金融风险的累积为代价去追求区域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如果提倡、鼓励商业性金融大举进入，以西部大开发为题进行金融炒作，不仅将引起资源误配置，还将带来严重的后患。当年海南开发中，财政投资居于次要地位，金融机构蜂拥而至，在全国一度出现金融混乱局面，至今后遗症都没有完全解决。海南开发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西部大开发需要长期艰苦奋斗，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依靠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蹴而就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严格按照“三性”原则发展西部业务，加快西部地区分支机构改革的同时，冷静思考西部大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谨慎把握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防止受政策性鼓吹的影响，重走历次“金融支持”各项政策目标的老路。尤其是在西部地区信贷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信贷投放更应讲求质量和效益，防止通过信贷扩张“稀释”不良贷款比率，造成更多的呆坏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