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的特点 
前几章关于分工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新机器，新技术出现的讨论，使我们联想到，这种模型非常适合用来描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现有新古典模型中关于工业化的模型主要是二元经济模型和墨菲，什奈福(Murphy, Shleifer, Vishny 1989)等人发展的模型。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用劳力剩余和工业部门外生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由于工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所以工业部门对劳力的需求增加，而由于劳力剩余，这种需求增加并不会增加工资和工业发展的成本。所以工业可以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发展，墨菲等人的模型虽能解释生产力的进步，却不能解释工业化与分工的发展，新机器出现的关系。而工业化的特点是分工的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新机器的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及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市场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模型可以提供对工业化过程好得多的解释。

最近罗墨，埃塞尔，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也利用CES生产函数能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的特点试图解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新机器出现与生产率增加的现象。但这些模型中，每个工厂在均衡中都是极端专业化的，所以专业化水平并没有内生，而且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没有严格定义，在均衡中，每个消费者的专业化水平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些模型虽可预见生产力进步和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但却不能解释分工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演化，而这专业化水平又与市场容量，商业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结构特点有关。

但是前些章的模型和罗默等人的模型都没有内生分工的第三方面，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这被杨格称为生产的迂回度，依扬格看来，分工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个是不同专业种类数，它当然与产品种类数有关，第三个就是生产的迂回度。我们第九章和克罗格曼(Krugrnan,1979)的模型都内生了消费品的种类数，我们上章的模型和埃塞尔模型也都内生了中间产品种类数，我们前文介绍的所有新兴古典模型还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也内生了。

而此章的新兴古典模型主要是内生迂回生产的链条长度，生产迂回度的增加是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比较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生产迂回程度比美国低得多，美国人即使是自己整理家里的花园，也不常使用锄头这类简单工具，这是为什么美国很难买到锄头，特别是好锄头。他们常向专业租机器设备的商人租用小巧的用来推土运土的机器。美国人也较少用手工搬运东西，而是常用各种汽车和专用的复杂工具来搬运东西，这些机器都是由一个非常长，分工水平极高的迂回生产过程生产的。而中国很多人都用扁担挑运东西，用非常简单的锄头等工具挖地，而这些工具的生产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长的迂回生产链。虽然中国人的锄头比美国人的精巧，使用锄头时也比美国人聪敏，但是美国人利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工社会网络可以取得比他们可能更聪明的中国人无法取得的高生产率。

这种比较使得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智商仅次于犹大人，但却没有日本人和其他西方发达国的生产率高?而且同样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的收入很低，他去美国后，即使技能没有什么改变，在餐馆打工也比在中国收入高，答案是个别人的技能和智商并不如复杂的分工网络对生产力那么重要，而分工的发展不但能使个别人有限的能力加总后比个别人能力的简单和大得多，而且其发展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我们首先把此章模型背后的故事用自然语言作简单描述，以解释为什么迂回生产程度会随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的发展而增加。我们的故事中众多天生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可以生产4种产品：粮食，锄头，拖拉机，机床。生产机床只需劳动，而生产拖拉机需劳动和锄头，而生产粮食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锄头，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也可以用劳动、锄头和拖拉机。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专业化经济，而生产粮食时不但有专业化经济，还有迂回生产和多样化工具的经济效果，若不用锄头和拖拉机，生产粮食的效率哪怕在专业化条件下也很低，若用一种工具，效率会高些，若两种工具都用，例如用拖拉机耕大田，用锄头挖田角，效率就更高些。特别是若只使用劳动生产粮食，则没有一点生产的迂回性，若使用锄头，则生产中有两个链条，即生产锄头，然后再用锄头生产粮食，若用拖拉机生产粮食，则生产中有三个链条：生产机床，用机床生产拖拉机，用拖拉机生产粮食。迂回生产链条增加时，哪怕只用一种工具生产粮食，生产率也会高些。因此不但有每个链条上工具多样化的经济效果，而且还有链条加长的经济效果。

如果交易效率非常低，则分工的好处被总交易费用抵消，所以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这时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和多样化工具的效果就难以兼顾，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自给自足时，人们只使用锄头或只用劳动来生产粮食。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则人们会选择高一些的分工水平，通过众多不同专家之间的分工使得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的效果能兼顾，比如一些人专门生产锄头，而另一些人专门用锄头生产粮食，因而自给自足时可能不存在的锄头就出现了，而生产的迂回程度也增加了，若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分工水平可进一步提高，一个新的制造拖拉机的行业出现了，这个行业的出现又为另一个新的制造机床的行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生产迂回程度进一步提高。

所以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的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间接生产部门的收入比重，重工业的收入比重都上升。

二、内生生产迂回程度的模型

此章模型中，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非常简单：



此式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只用劳动生产粮食，或只用锄头和劳动生产粮食，或只用拖拉机和劳动生产粮食，或用两种工具加劳动求生产粮食。



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随所用工具种类增加的现象称为工具多样化经济效果，我们在上章也讨论了这一效果，在此章我们将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定义为迂回生产链条增长会使全要索生产率上升的这种现象，此处链条的长度虽与中间产品种类数有关，但二者却不是一回事，迂回生产链条是指相联接的两个产品之间的投入产出依赖关系。锄头是粮食生产的投入，拖拉机也是粮食生产的投入，而机床是以主机生产的投入，但锄头与拖拉机之间就没有投入产出关系，所以不生产锄头和拖拉机时，只有一个生产环节，生产锄头时，有两个生产环节，而生产拖拉机和机床时，则有三个生产环节，第二个环节上锄头与拖拉机在同一环节上，而不是前后不同环节上的产品。

锄头的生产函数为



这里分工水平由每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的迂回程度和迂回生产的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这三个变量来描述，我们称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为一个环节，而这环节的数目则被称为生产的迂回程度。

三、角点均衡和新产业出现

现在你对超边际分析方法已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所有计算的细节。因此我们在此节只是罗列所有的市场结构，并将其角点均衡的解总结在表1中。我们一共要考虑12个结构，其中4个是自给自足结构，A(z)代表只用劳动而不用工具生产粮食的自给自足结构，A(zy)代表用锄头生产粮食的自给自足结构，A(zxw)代表只用拖拉机生产粮食的自给自足结构，由于机床是生产拖拉机的必需投入，所以这种结构也生产机床。A(zyxw)是用机床生产拖拉机，再用拖拉机和锄头生产粮食。



结构C由一种完全专业生产粮食和一种完全专业生产锄头的模式构成，专业化水平高，但由于不生产拖拉机和机床，所以分工水平因迂回生产链条不长和每个环节上的产品种类少而不高。

结构D生产所有工具，包括锄头，拖拉机和机床。此结构由两个半专业化的模式组成一个模式生产锄头和粮食，购买拖拉机，并卖粮食，另一个模式生产机床和拖拉机，卖拖拉机而买粮食，这两个模式如图1D所示。

结构E由三个模式构成，一个模式为专业农民，买锄头和拖拉机而卖粮食，另一个模式为专业铁匠，卖锄头而买粮食，第三个是一个半专业化模式，自己生产机床再用机床生产拖拉机，卖拖拉机而买粮食，此结构如图1E所示。

结构F与结构E相反，在生产拖拉机和机床中有两个完全专业化的模式，而另一个模式是半专业化：同时生产锄头和粮食，卖粮食而买拖拉机。专业机床生产者卖机床而买粮食，专业拖拉机生产者买机床和粮食，卖拖拉机。此结构如图1F所示。

结构G是个完全分工结构、由4个完全专业化模式构成，每个模式只生产和卖一种商品。专业农民买拖拉机，其他专业生产者都买粮食。而专业拖拉机生产者还买机床。此结构如图1G所示。

结构H不生产锄头，由一个半专业化和一个完全专业化的模式构成，半专业化结构生产拖拉机，然后用拖拉机生产粮仓卖粮食而买机床。

结构I也不生产锄头，但半专业化模式生产机床和拖拉机，卖拖拉机而买粮食，专业化模式买拖拉机而卖粮食。

结构J由三个完全专业化的模式构成，它们与结构G中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专业生产锄头的铁匠，对于每一个有分工和贸易的结构，若中间产品贸易被劳力买卖所代替，则企业制度会从分工中出现。由于篇幅有限，图1没有包括结构A(zxw)，H，I，J．运用超边际分析法，我们可解出每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这些解总结在表1中。



比较所有结构中的真实收入，我们可以证明只有A（z），（Azy），A（zxyw），C，D，G可能为全部均衡。其它结构中的真实收入至少比这些结构中的一个真实收入低，所以按杨定理，它们不可能是全部均衡。排除这些结构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一个结构与相似的两个结构比较，可以得出k的两个临界值，k必须在这两个临界值之间，我们所考虑的结构才可能是全部均衡。例如只有当k>k'时结构F中的人均真实收入才会高于结构D中的真实收入，所以只有当k∈（k'，k''）时，结构F才可能为全部均衡。临界值k'，k''可从比较三个结构中的真实收入得到，它们都是 的函数。但将k''与k'比较，我们可以证明k'>k''，即实数区间（k'，k''）是空的。这就证明了结构F或是次于D或是次于结构G，它不可能同时优于D和G。所以F不可能是全部均衡。另一种方法是将k的临界值与l比较。例如，只有当k>k''时结构G中的人均真实收入才会高于结构C中的真实收入，但k'''>1当且仅当 小于一个常数。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由于k不可能大于1，所以当 大于这个常数时，G中的人均真实收入不可能高于结构C中的真实收入，第三种方法是观察角点均衡人均真实收入，我们可以看出，当 大于某临界值时，有些结构产生非正效用。重复运用这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将结构A（zxw），E，F，H，I，J排除掉。这种结果当然与我们的一些特别假定有关，例如我们假定每个人的时间为24，又例如我们假定产出对中间投入的弹性都为特定常数，再加上我们假定一种特别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另外 和k对所有产品都相同也是个非常强的假定。如果说我们放松这些假定，则上文讨论的每个结构在一定参数范围内都有可能是全部均衡。史鹤凌和杨小凯（1995）就放松此章中的一些假定，例如假定替代弹性为任一参数的CES生产函数，产出对投入的弹性也是可变参数，他们证明上文中讨论的大部分结构在一定参数范围内都会在全部均衡中出现。

四、部均衡和工业化过程

比较表1中可能是全部均衡的结构地真实收入，我们可得到表2中的全部均衡及其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表2 新产来的出现和分工的演进



我们现在对照图1来思考表2中的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有5个分工演化模式。这里分工包括个人的专业化，产品种类数，生产中的迂回程度。我们先看a∈（0，0.92）的情形。在这一参数区间，若交易效率足够低，则自给自足结构A（zxyw）是全部均衡，在这种结构中，每人自给自足粮食，锄头，机床和拖拉机，因此生产率很低，人均真实收入低，大家也不需要市场。当交易效率改进到大于k1时，则人们跳到局部分工结构D。一些人生产机床和拖拉机，而另一些人生产粮食和锄头，每人从生产4种产品变为生产2种产品，因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当交易效率改进到大于k2时，则人们跳到完全分工的状况去。每个人从生产两种产品变成生产一种产品。这个分工演进模式有专业化的演进，但没有产品种类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

若a∈(0.92，3.57)，当交易效率低时，自给自足结构A(zy)是均衡。每人自给自足粮食，锄头，生产的迂回程度很低，每人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因此生产率很低，人均真实收入低，大家也不需要市场。当交易效率改进到大于k3时，则人们跳到局部分工结构D。一些人生产机床和拖拉机，而另一些人生产粮食和锄头，虽然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没变，但生产工具的种类和生产的迂回程度上升。在生产粮食这个环节，工业的种类也增加了。当交易效率改进到大于k2时，则人们跳到完全分工的状况去。每个人从生产两种产品变成生产一种产品。由于专业化经济，工业种类多样化和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被充分利用，所以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都增加了。这个分工演进模式有专业化的演进，也有产品种类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而这又伴之以市场个数，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若干新机器出现，与之相关的事后生产函数也出现，产生了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是交易效率改进促进分工发展而产生的，不同于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外生技术进步。

若a∈(3.57，7.8)，当交易效率很低时，自给自足结构A(z)是均衡。每人用手生产粮食，没有锄头和其它工具。生产的迂回程度很低，因此生产率很低，人均真实收入低，大家也不需要市场。当交易效率改进到大于k4时，则人们跳跃到局部分工结构D。一些人生产机床和拖拉机，而另一些人生产粮食和锄头，虽然每人的专业化水平下降，但生产工具的种类和生产的迂回程度上升，因此分工水平上升，当交易效率改进列大于k2时，则人们跳跃到完全分工的状况去。每个人从生产两种产品变成生产一种产品。这个分工演进模式有专业化水平的非单调变化及产品种类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

最后两种分工演化模式都有产品种类数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但没有个人专业化的演进。当a∈(7.8，23.5)时，均衡随交易效率改进而从A(Z)向C演进。当a∈(23.5，24)时，均衡随交易效率改进而从A(z)向G演进。这个参数区间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会因交易效率的改进而变化。不论是在A(z)，或C或G中，每个人都是生产一种产品，所以分工的演进主要是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种类的增加。这种不现实情形当然是与我们的模型中产品种类最多只能有4种有关。若我们放松这个假定，对最大产品种类数不加限制，则分工的三个方面，个人专业化，生产迂回程度，和工业种类数的同时演进就会更加明显。

五、工农业收入比重的变化，转型期的二元结构

从表2的全部均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当交易效率改进时，间接生产性部门(或中国人爱讲的重工业)会增加，我们可算出生产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的部门的收入比重，并证明当分工演进时，这个收入比重会越来越高。美国的投入产出表，苏联和中国的投入产出都表现出这种明显的趋势。这被库兹涅兹称为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的一个特点(见Kuznets,1966)。但一般人们都将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外生技术进步或嗜好变化的结果。用收入解释结构变化显然与一般均衡观念不符，收入在一般均衡中也是内生的，它必须由环境参数的变化来解释。用外生技术变化解释结构变化更是种非经济学的看法，因为技术的变化是个经济问题，它都要由人的经济决策来确定。而嗜好变化更是种无力的解释，因为嗜好的变化往往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如我们此章的模型所证明的，哪怕效用函数中代表嗜好的参数完全不变，经济结构也可能因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若我们将事前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变化视为外生技术变化，则在此章模型中，分工发展产生的技术变化完全可以在事前生产函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发生。

史鹤凌和杨小凯(简称史-杨，Shi and Yang 1995)证明，若生产机器的工业和生产粮食的农业中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工业产品交易效率高，而农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使分工时的协调费用很高(例如不可能一些农民专业下种却不收割，而另一些农民专业收割却不下种)，所以分工会不断在工业部门加深，工业生产的迂回程度也更容易提高，但农业加深分工却更容易得不偿失。所以当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时，农业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购买机器来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以改进农业生产的效率。于是工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高，而农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低。工业化过程在很多国家都使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从90％以上下降到10%以下。

这种结构变化往往都不是任何人设计或能预料到的。最聪明的人，只是在事后较早看出了这种趋势。一般政治家和普通人在这种趋势还未出现时往往持相反的预期。例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政府的谋士，和知识份子，普遍持有一种重农抑商的观点，他们就没预见到工业比重的上升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反而是那些执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民最早由"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工业化转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轻下结论，而应该多钻研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能在所有人都不理解它的功能时而发挥其功能。例如中国一直有人鼓吹产业政策，应该发展什么工业，抑制什么产业，这种观点与当年的重农抑商观点一脉相承，都是自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从这种观点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极坏的主意。

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要发展高科技产业，要限制劳力密集的低科技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替中国赚取外汇的却是这些劳力密集产业。我们也听到规划汽车产业的各种高论，但却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这种政府完全没有产业政策的地方，汽车工业的发展不知比中国成功多少倍。

史-杨模型还证明，若粮食生产是CES函数，且生产函数中参数是可变的，则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很多有中间分工水平的结构，例如图1中的结构F可能在从自给自足到完全分工的过渡性的全部均衡出现。也就是说若交易效率既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且其它生产函数参数在一定区间内，结构F会是全部均衡。

结构F是种不对称结构，即生产粮食和锄头的人之专业化水平比生产拖拉机和机床的人低。每个农民生产两种产品，而每个工人专于生产一种机器。因而工人的生产率和从市场获得的收入都比农民高，尽管在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条件，二者之间的真实收入会一样。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二章讨论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的二元经济很大程度是人为二元经济，由于户口准迁制度，基本商品(特别是住房)的配给制和政府的职业指派制度，限制了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所以形成了人为二元经济现象，城市人民的真实收入比农村高得多。

如果我们将更多的产品引进这个工业化模型，角点均衡数会增加，而且不一定每个角点均衡都有解析解，因而我们只能用计算机的数值模拟来做划分参数空间和进行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一般而言，即使得不到解析的均衡的比较静态结果，我们总能用计算机模拟其数值解，只是模拟非常麻烦，这麻烦程度随产品种类增加而成几何级数增加。计算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有中间产品的新兴古典模型都不可能保留对称性。

六、企业制度随分工发展而加速复杂化

当迂回生产中的分工发达时，由于中间产品的买卖可以被劳力买卖所替代，因此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加速增加。特别是考虑到每个特定的企业结构，都有不同专家当老板的多个剩余权结构，可能的企业结构更是随分工发展而加速复杂化。

请看图2，其中我们列出了相应于图1的完全分工结构G的可能的一些企业组织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有4类专家，分别生产粮食(z)，锄头(y)，拖拉机(x)和机床(w)。G1表示生产粮食的专家当老板雇生产锄头和拖拉机的专家在工厂内生产这些中间产品。他向机床专家卖粮食，以换取机床。所以机床专家是个独立业主，用细线长框表示，而生产拖拉机和锄头的专家是工人，用圆圈代表。而厂商用粗黑线框代表。结构Gla与G1有同样的分工和企业结构，但粮食生产者成了雇员，而拖拉机生产者成了雇主。当然我们还有G1的另一个变形，即锄头生产者当老板。图中其它结构都代表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其中每一个又都有不同专家当老板的变形结构。实际上以完全分工结构G为基础，至少有13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和剩余权结构。你可以看出，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随分工发展时会增加得更快，因此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潜力相对于生产中的潜力会大大增加。这都为企业家活动开创了越来越广阔的天地。



虽然此章揭示了分权的市场上的自利行为之交互作用如何搜寻最有效的迂回生产的组织模式之功能，但现实中市场发挥这种功能的过程要复杂得多。例如我们为了计算的简便在此章模型中假定迂回生产的链条越长，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但在现实中，很多活动中加长迂回生产的链条不一定能增加最终产品的生产率。而有些活动中，加高一点迂回程度会使最终产品生产率下降，而进一步加长迂回生产链，生产率又会上升。如果考虑时间因素会产生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迂回生产中的专业化要长到一定时间，其经济效果才能发挥，加上若有定价费用和信息问题，则我们会有第二十一章中所讨论的通过风险投资试验不同分工模式以发现最有效分工结构的代价。因此现实生活中市场要经过试错过程才能发挥其寻找有效工业结构的功能。例如有一千种生产活动，每种都可能加长迂回生产链条，而其中只有一百种活动中在迂回生产链条足够长时才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这些效果有的要几个部门同时加长迂回生产链条才能产生。而这些活动中都可以有不同的专业化水平，那么可能的角点均衡会是个天文数字，即使市场有综合利用分散信息的功能，也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搜寻到有效的分工结构。我们在工业革命中所看到的正是市场找到了一些加长迂回生产链条效果最显著的工业组织。实际上在找到这个组织模式前，人们已试过很多迂回生产效果不显著的结构，例如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在做饭菜方面大下功夫，也有很多迂回生产方式（例如制作农家肥的一些迂回生产方法），但其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并不显著。而英国人却在制造蒸汽机，火车，汽车，机床等方面找到了一些迂回生产效果和专业化经济效果显著的工业结构，终于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新时代。这其中的差别主要是英国人找到了用钢铁来制造很多迂回生产工具的方法和用蒸汽机将煤中的能源用来代替人力。钢铁在迂回生产工具中普遍作用使工具的耐用性大大加强，因而使其使用寿命长到足以抵销制造和发明的高成本。钢铁及其它金属的坚硬性也使用其做成的工具能加工其它工具。而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使生产不再受人力的限制。因此英国人找到的这些迂回生产方向有他们自己都未预料到的极大的潜力。中国三国时代也有木牛流马等迂回生产性运输工具的发明，但由于不是钢铁做成，不具耐用性，因此作用效果不足以抵销制造成本，也由于没有机器提供能源，它也受人力能量的限制。所以只能成为奢侈品而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