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无疑，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高科技发展的代名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关村问题就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的抉择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如何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问题。
曾几何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谈特谈“比较优势”的时候，中关村人用自己的作为实现了激动人心的创新。一批知识分子弄潮儿开始成为“知识英雄”，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知本家”风暴。中关村也从此以产业聚集的特色成为中国的“硅谷”。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中关村正在“空壳化”，它离知识经济似乎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近。近几年中关村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多的只是炒地皮的商人。黄金般的产业群落如今已七零八乱，健康的产业生态已受到强大的“官”本位文化和“暴发户”文化的双重侵蚀。
如今,中关村问题不仅集中了的数字鸿沟造成“断裂社会”的问题，更反映了中关村内部产业链断裂和创新阶层与“暴发阶层”的内在冲突。加上经历了互联网浪潮的冲击、政府改造的特殊“关照”和跨国资本大劫杀的“洗礼”。中关村正变得面目全非。中关村再也不是创新者的圣地，也不再是中小企业的根据地，甚至不是跨国公司的理想之地，那么，中关村究竟要成为谁的中关村？我们正目睹着中关村沦为高科技的一座“围城”，“外逃”成为最热闹的景观。我们应该承认，科技创新的中关村正在消失。
诚然，在全球化时代、网络化时代，中关村应该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但是调整也要有策略，改变也要有方向。我们知道，“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希望再一次跨入的时候，这一条河流不至于干涸。
所以当中关村正在消失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说话，它不但会表明我们的失察，也会表明我们的不义。一再的沉默将使所有的我们灵魂不安。
总论篇
中关村拒绝忧患？
世上本来没有神话，人们创造了神话。在如今高科技浪潮中，中关村无疑是这样的一曲神话。在发展科技的大好形势下，中关村处于历史的要冲位置，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历史角色。“承上”就是指中关村代表着中国人对硅谷模式的期望和努力，承载着我们与世界同步的愿望和理想。“启下”是指中关村是全国各地高科技发展模式的唯一样板，是全国上下学习和模范的唯一参考，影响着未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因此中关村与其是海淀的中关村，北京的中关村，不如说是全国的中关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道路抉择问题！
正因为中关村如此重要，我们才需要更加严谨地审视，才需要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才需要更多地指出问题和缺点，而不是简单的粉刷。于是，就有了今天这篇文章，而且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成为一本厚厚的书！
无疑处于好多年，我们没有静下来想想中关村了。我们天天置身于中关村，漠视着它一天天嘈杂、繁乱的变化。我们承受着互联网泡沫和产业消沉的压力，没有多余心情去眺望更久远的未来。尤其是当国家把高科技作为战略发展方向，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最高决策时，中关村一夜间置身于风头浪尖，神话的色彩渐浓。人们已经不会再去动用久违的危机意识，各种数字各类宏论，将中关村放置在时代舞台的中央，中关村拒绝忧患。迅速的繁华和商业化的浪潮，使得人们对产业内核面临的巨变日渐迟钝。
的确，更多的人已经离中关村而去，更多的人正在准备离去。而十多年来，身在其中的我们，虽然依然置身其中，却仿佛已经离去一般。怀着对中关村刻骨铭心的感情，我们一次次探讨，最后落笔写下这篇文章，试图勾勒出正在发生，却无人觉察的内在变化；试图在无数的赞美和批评声中，发出我们独特而更能触动人们思考的声音；试图以强烈的忧患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关村问题的关注。
如今的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肯定是世界上最热闹的高科技园区！但是，这种热闹很可能是不正常的热闹，这种开采很可能是摧毁性的开采！在这样的背景，我们发出呼唤，希望能够更冷峻地告诉人们，放置在产业背景和技术创新的大局上，中关村究竟怎么样了，中关村为什么让我们突然让我们感到如此陌生、如此惊讶、如此疏远。
中关村四个发展阶段
要分析中关村，我们首先要将20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晰，把握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在发展阶段。直观的点，就是将中关村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确定它的成长过程和特点。我们把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全球IT业作为双重背景以创新活力作为核心变量，将中关村的发展归纳为几个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期：中关村机制创新黄金期
第二阶段：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关村技术创新黄金时期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市场创新黄金时期
第四阶段：1998年－21世纪初期：中关村转折时期
第一阶段：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巨大动力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高科技的活力最先开始萌动。80年代初期，中关村在新的社会观念和氛围下破土而出，一批最早不甘心局限于封闭沉闷的计划机制的人，率先走进中关村。他们在没有更多束缚的新空间中如鱼得水。在这一空白阶段，高科技的民营企业纷纷涌现，中关村的机制架构和产业生态雏形就在机制创新中确立下来。
第二阶段：在新的机制下，沉积在传统机制中的许多技术创新开始流入中关村，大大激活了创新活力。这时候，凭着研究所、高校积累的技术项目，众多民营IT企业依靠这一技术之长，汇成了中关村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汉卡、打字机、字处理软件、中文平台等等。中关村的每一项技术都是引导着中国IT业的技术变革，甚至在国际上也在不少同步的创新。可以说，现有大多数国内IT主流厂商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的积累（资金、人才、技术和产品）。
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是中国IT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依靠过去10多年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力量积累，中关村在市场上的优势格外凸显。甚至在技术创新受到冲击，国外一流厂商全面进入的背景，国内IT厂商也能够完成漂亮的防守反击，在市场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当时产业的标志性领域――PC业，国产品牌后发制人，重新引领风骚。
第四阶段：但是经过机制、技术和市场的一次性喷涌后，中关村开始了转折。但是市场的膨胀掩盖了内在的变化，互联网的浪潮更是转移了问题和注意力。尤其是国家开始全面将IT作为重点之后，光环之下的中关村更是没有心思顾及危机。但是热闹之中，变化是那么明显：借助互联网热潮，新浪成为中关村创新的最后一个休符。在互联网大潮中，中关村响应不错，但是中关村主流企业起码迟延了两年（直到2000年）才作出了滞后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后果显然不是回报而是教训，不是辉煌而是代价。从此，中关村再也不是中国IT业创新的绝对领导者。也从此，中关村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创新技术、创新企业。中关村成熟了，却没有了继续创新的活力。
一个方向性的危机
那么中关村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多年前，他们来了，满怀希望，无论是一个空有一身闯劲的下海人士，一个身无一技之长的老民，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刚刚毕业的学生。中关村都展开宽广的胸怀，给他生存的机会，给他施展的空间，给他不断奋进的期望。中关村仿佛成了一个时代创新的大熔炉，接纳着中国社会刚刚释放出来的所有活跃因子，中关村就是每一个人的中关村。中关村巨大的包容性成就了许多人，当然最终也成就了自身。
但是今天，中关村越来越令人敬畏，越来越拒人千里。中关村不再是大家的中关村。这种可怕变化恰恰发生在最热闹的近几年。
中关村过去的成功在哪里？也就是说，过去中关村的精神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中关村放进唯一的参照――硅谷。虽然两者没有直接而绝对的可比性。但是，我们将硅谷放置在过去50年全球IT业的发展历程中，将中关村放置在过去20年中国IT业的发展历程中，作相对的比较，依然是最有效，也十分有价值的。
这样比较之下，我们的答案就浮出水面。这就是无论是硅谷还是过去的中关村，都是为高科技IT为主的草根阶层（有生命力却还没有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机会。
而我们现在中关村的危机也同样基于这一点，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因此，中关村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方向性的。
三大根本性的失败
关于硅谷模式的探讨已经几乎可以成为教科书，硅谷的成功也总结出公认的经验：创新的游戏规则和创业文化，极高的知识积累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风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与工业界密切的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专业化和商业基础设施，开放的经营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中关村的经验也基本可以以这些作为参照。但是我们试图超越这些固有的模式，换一下角度来剖析中关村危机所在。我们认为，在错误的方向下，造成了三大根本性的失败：
1、技术创新文化与校园创业文化融合的失败。应该实现融合的却继续分道扬镳。
2、市场权力化与权力市场化两股力量竞争的失败。不应该融合的却开始“同流合污”。
3、中关村由市场销售的生态网络向技术创新栖息地升级的失败。升级失败了，连原本的市场生态也濒临危机。
这三大失败如果无法挽回，将从本源上摧毁中关村长远而持续的创新能力。
现象篇
消失中的市场生态
中关村的建设问题很复杂，积极、消极的因素都很微妙。但是，最痛心的是，中关村的建设破坏了过去的发展基础――市场生态。五年、十年前，走一趟中关村，都可以直接感受中国IT市场、甚至全球IT市场的最新脉动。虽然这个市场的原生态嘈杂且繁乱，甚至还赢得了“骗子一条街”的称号，也远远无法与硅谷的技术创新生态圈相比较。但是，正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给了中关村最准确的市场敏锐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IBM、苹果都将产品发布的地点毫无置疑地选在中关村。而现在这个市场生态基本消失。到海龙、太平洋依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却再也没有中关村独特的市场敏感度。
中关村的环境
更直白地说，就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可是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疯狂的一次性的开采已经开始，中关村的环境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逐步恶化自己的生态环境。
创业企业成就了中关村，但是最终成了成功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企业有幸参与了这些巨大的短期利益的一次性分配。
中关村三大阶层的分化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末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
社会分层的绝缘现象
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福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合理存在，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中关村的成绩，政府机制创新的功劳不可低估。但是随着中关村影响越来越大，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其他资源）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量”。这时，要保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决者的相对中立身份，挑战也越来越大。直接参与控制和分配，甚至参与瓜分财富与资源的诱惑会越来越难以抑制。身不由己地在“合理”的位置“做着”“合理”的事情。而政府本来最核心的工作：战略制定和规划、环境建设、制度建设和资源建设，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如今，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力量已经是中关村发展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关村纠正问题、回归正确轨道的最大障碍。
中关村的“返祖”现象
曾经互联网掀起了又一股继“中关村”之后的真正创业浪潮，一大批无钱、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纷纷崛起，大大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和产业发展面貌。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这股浪潮未能持续下来，而是迅速休止。于是我们看到，柳传志、段永基等最早的中关村创业者们依然占据着风头浪潮，钟锡昌、倪光南等老一辈的技术科学家依然是核心技术领域创新的先锋。这种奇特的中关村“返祖”现象意味深长。在我们向这些老一辈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使得后起的每一位年轻人感到羞愧，应该让指挥中关村发展的决策者们羞愧！这与其说是一个现象，不如说是中关村的一种悲哀，值得每一个人深刻反思！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起来？为什么无法起来？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不是清华北大也应该远离中关村？
微软要搬家，媒体触动，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我们却是如此的麻木，麻木到漠不关心、毫不理会。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但是到了现在，中小企业崛起之难，中小企业纷纷外流，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越来越繁华的中关村，显然与学院的氛围越来越不融和，如此趋势下，是不是要让清华、北大都最终应该选择离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