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江的“块状经济”的探讨

2001-06-28

浙江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决状结构特点，即一个乡镇或几个乡镇集中生产同一类产品。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把它称之为“块状经济”。也有人叫“区块经济”。其实这就是区域特色经济，只是它并不以一乡镇、一县市的行下区域为界限。

目前，经济界和新闻界都在盛传“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以笔者愚见，“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中最突出的一大现象，也最能体现“浙江精神”。

浙江全省共66个县（市、区）， 却拥有年产值超亿元的各类块状经济306处，总量达2644亿元，每处平均规模为8.7亿元，其中超100亿元的有4处。嵊州市生产的领带在全国领带市场中占有80%的份额。国外新出的领带式样只要一到他们手中，21小时之内他们就能将这种新款式摆上市场。诸暨市大唐镇年产袜子48亿双，在全国袜子市场的占有率为70%。富阳市分水镇年产圆珠笔12亿支。海宁不产一张皮革，却成为皮件生产基地，占有1/4的国内皮件市场。嘉善不产一寸木材，可每年生产各种成板350万立方米。仙居农民把全国各地照相馆、医院X光室生产的80%的废液收购回去，1999年提炼出500吨白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浙江人不无自豪地说：他们的决状经济往往是本地无自然资源可利用的“无中生有”经济。

探讨浙江块状经济的成因是一件十分有价值但又很容易挂一漏万的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是老百姓敢闯。浙江的块状经济是老百姓白手起家干出来的、闯出来的。浙江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由于处于沿海前线，地去国家投资较少，长期以农为主，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124亿。改革开放后，浙江凭其区位优势，得风气之先，加之能工巧匠多，头脑灵活，一心想改变贫穷生活的广大浙江农民率先爬上田坎，不等不靠，用“五把刀子”（剪刀―服装业、菜刀―饮食业、皮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闯荡市场。他们北上南下西进，历尽千辛万苦。有困难首先靠自己，而不是动辄找政府。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于闯出了一条路，成了大气候。现在，有300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100万浙江人在海外经商。张德江说，这就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二是大兴非公经济。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浙江有“四个不限”（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三个加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三个有”（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至1999年底，浙江全省个体工商户总量已达164.44万户，注册资金总额289.3亿元，从业人员281.43万人；私营企业14.64万户，注册资金总额1114.3亿元，从业人员191.91万人；实现工业产值598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544.25亿元，完成出口交货值223.23亿元。这样，浙江省在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五种指标上均排名全国第一。到去年底，浙江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已占全省总人口的11%，工业产值中占比45.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占比57.7%，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0%。浙江的非公经济已占有“半壁江山”，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是大办市场。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有特色市场作为依托，以市场为中心辐射、带动一个地区。他们的经验是：“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兴一个城镇，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截止19999年底，浙江全省建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平均1万人拥有一个专业市场，有75万经营户活跃其中，年成交额3606亿元，已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的成交额名列全国前两位，已成为国际性市场。特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汇集了28类8万多种小商品，一般人心能想到的这里都能买到。义乌现有从业人员7万多，日均客流量15万余人，货物日吞吐量3000多吨，1999年的市场成交额达到175亿元，每年为国家提供税收1.6亿元，摊店租金和工商管理费5400万元，商品出口美国、日本、德国、乌克兰等92个国家和地区，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企业在义乌设有采购点，年出口交货值超过30亿元。浙江人很会做生意，赚钱不嫌其小。一个钮扣的成本是2分，卖价1角，利润率为500%。他们叫“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

四是政府敢导又善导。兴办非公经济，以市场为载体发展块状经济，办好这些事都靠老百姓，老百姓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不能包办代替。政府的职责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老百性的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引导好、保护好。紧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允许试、允许看、不争论……这些道理，说起来似乎大家都懂，做起来却不很容易，有的甚至一做就错。80年代初，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以假冒伪劣闻名全国，国家几个部委联合发文禁止销售柳市的产品，并派工作组要打掉柳市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当地政府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态度很明确：造假要打，但允许改，允许重新发展。现在的柳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占所着国内1/3的市场，拥有多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知名品牌，年出口创汇3亿多元，居全国之首。柳市著名的正泰集团从当年的一个小作坊发展成现在年销售额20多亿元的大集团。如果当时的地方政府领导采取打尽杀绝的方法，哪还有今天的柳市！

另一个感人的例了发生在温购市牧屿镇。80年代初，该镇农民陈华根和其他5个农民想出了合股办鞋厂的主意，有的以资金入股，有的以技术入股，有的仅靠有上海有亲戚可以帮助打开市场就以市场入股。他们进行工商登记时却难住了工作人员，照传统的规定无法确定这家非驴非马的企业的性质。但当时领导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工商部门破例办了登记，给它定了“联户合作”性质。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种情况，浙江人形象地称之为“先生孩子后取名”。

当然，浙江的一些地方也发生过少数地方领导为赶风头、保“乌纱”而挫伤群众积极性，坐失经济发展良机的行为。当地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人世间对此都不回避，并引以为戒。他们回顾2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总结出三条经验：一、不信邪、不争论、不怕压，坚持“三个利于”标准；二、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心，实事求是贯彻政策；三、不为官、不为利、不为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者：俞荣根来源：领导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