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全球化夹缝中蜕变？

2001-07-31

北方商埠的没落 

谈到天津，以前人们脱口而出的会是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现在，也许相当多的人会想起摩托罗拉手机、康师傅方便面。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看作是天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物化、缩影。天津崛起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 

天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６００多年前，但天津的兴旺和发展却是从近现代开始的。作为中国早期的国际通商口岸，繁荣的港口贸易给天津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确立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大商埠的地位和形象。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海河通贯全城。天津的文化具有多样性，既有温良敦厚的老城里文化，又有蓬勃强劲充满张力和活力的沿河文化，同时由于天津近现代的遭遇，融进了某些西式风格的国际文化色彩。数种文化融合，形成了天津极具包容性、兼收并蓄的城市人文。 

历史上天津就是商业名城。在许多商业街上可以看到一座座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精致小巧的门脸店铺，很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悠久独特的商业文化。 

世纪之初，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在天津拔地而起，如劝业场（１９２９年）、惠中饭店（１９３０年）、交通饭店（１９３１年）、渤海大楼（１９３４年）等等。天津不仅百货商厦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世纪初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商业最先进的前沿，而且震撼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一如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市。 

解放后的天津，在保持其商业城市特色的同时，工业上也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翘楚。计划经济时代，天津与上海一南一北，遥相辉映，成为全国无可争议的轻工、轻纺工业基地。此时的天津人创造了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奇迹。 

然而，天津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没有阻挡住这个工业豪门在改革开放后的衰落。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０年，深圳市的ＧＤＰ一跃超过天津，升至全国第四位。全国大城市ＧＤＰ的排序改变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作为曾经雄踞北方的工商大埠，天津沦落了。“天津正像一位没落的侯门浪子一样，眼瞅着一个个崛起的城市新贵们，心里充满了苦涩”，一位经济学者的评论恰如其分。 

有些落伍的天津并非没有亮点。作为历史上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节点，天津对于外来文化是兼容并蓄、敞开胸襟的。一个世纪前，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把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一个世纪以后，历史仿佛要在这里轮回：借助外国跨国公司的进驻，西方的资金、观念、文化再一次大量涌入。带着这样的气度，天津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吸纳外资的最佳工业园区。 

开发区：天津的未来所在 

在很多邻里人眼里，宋嘉文就像是一只飞来飞去的“候鸟”。鸟儿秋去春回，宋嘉文则是早出晚归。 

家住天津南开区的宋嘉文今年３０岁，是个地道的天津人。之所以被邻居称为“候鸟”，是因为宋嘉文是一家中意合资企业的销售经理，上班单位坐落在距离天津老城４５公里外的天津开发区。每天一大早，宋嘉文都要“飞到”开发区上班，他的“翅膀”是一辆二手的夏利――天津名产。 

在古城天津，像宋嘉文这样的“城市候鸟”还有１６万。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辆公交车、公司班车在老城区与开发区之间往返。聚集了这群“城市候鸟”的天津开发区，在天津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带有特殊的含义。 

开发区里诞生天津新城 

１７年前，天津开发区在３３平方公里盐碱荒滩上开始建设。１９８４年，天津开发区选址在塘沽盐场三分厂。一份当时描述开发区地形地貌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天津开发区属冲积海积平原，实际全为海滨盐田，地面标高仅为２．５米左右，一眼看去盐田纵横，咸水浩渺，垢碱堆积，杂草丛生…… １７年后的今天，开发区已是高楼耸立，现代化厂房比肩而栖。天津人引入的３３００多家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为天津带来了１２０亿美元的投资。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最佳的工业园区。 

“这是一座新城，新的天津。”宋嘉文这样赞叹眼中的开发区。宋所指的“新城”，是相对于天津的老城区而言。 

每天往返于开发区与老城之间的宋嘉文，对于“新”与“旧”带来的鲜明反差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不是城市建设上的‘新’与‘旧’，而是人的精神面貌、政府的办事效率……这一切根源于人的思想意识、骨子里的文化观念。”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 

关于开发区与老城的差异，一位外商的形容更为传神：“在市内办事，就像天津弯弯曲曲的城市道路一样，绕得你晕头转向；在开发区办事，则像是区内规划的公路，直来直去，简洁明了。” 

这种差异成为外资企业做决策时非常重视的一个因素，最好的例子是摩托罗拉为其手机控制芯片厂的选址。由于开发区地处地质沉降区域，周围电厂存在烟尘污染，摩托罗拉决定为手机半导体控制芯片生产厂选择一处新址。摩托罗拉看中了天津市内西清区一块地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企业不能交给西清区，无论是管理还是产品配套，都要由开发区操作，依照开发区的管理模式运作。 

新旧之间的矛盾 

在天津，开发区即意味着“高薪区”，区内三资企业职员的收入远远高于市内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这确实存在着一种心理落差。”一位致力于研究天津经济的经济学者表示。开发区与老城的对比反差，是新体制与旧体制的交锋，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碰撞。在天津老城到开发区、天津港的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是这种差异的体现。短短的几十公里高速公路上，收费项目有数项之多，常遭外地投资者的抱怨。 

“这凸显出了各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闫金明的解释再清楚不过：管理上的混乱源自于市政府与各地区、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由于很多基层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已经不是全额拨款，为了维护地区、部门的“小利”，就会出现一些损害全局的做法。 

这种损害对于天津的未来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希望天津人能意识得到。有消息称，这些问题都在调整、改变之中：天津市政府如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发布一些减免行政审批、收费的环节和项目。“这些改变，对于政府来说，很关键。”闫金明表示。 

体制困扰下的天津企业 

吸引外资企业，以之带动天津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天津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外资企业、一个商品进来以后，一般都需要若干工厂生产配套元件。据统计，仅跨国公司需要的配套市场，在天津就有近３５０亿的市场蛋糕可待开掘。摩托罗拉、康师傅、雅马哈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为天津带来了巨额的外资，同时也为天津市上千家配套厂家带来了市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始建于１９３８年的天津装具厂（又名三五二二厂）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家拥有２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国有企业，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为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配套生产寻呼机链。最初，天津装具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外观上与摩托罗拉提供的样品毫无二致，但一经摩托罗拉近乎苛刻的质量检测，产品在盐雾试验等项指标上存在很大差距。 

摩托罗拉所做的盐雾试验是这样的：把寻呼机链放在一个盐雾试验箱里，进行４８小时的腐蚀试验，检验工具在４８小时内连续工作，每喷一刻钟盐水，再喷一刻钟热气，往复不断以考验链子能否耐腐蚀。主管配套生产的电镀分厂厂长王学成坦然，“我们厂生产镀金产品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从来没有如此苛刻的盐雾试验指标。” 

为了达到摩托罗拉全新的技术标准，天津装具厂耗费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和改进，终于取得了摩托罗拉的质量认证，成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第一家供应商。在天津装具厂厂长李长春看来，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工厂在工艺、设备上的改进，超过了以往几十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这种改进给付出艰苦代价的天津装具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两年间，天津装具为摩托罗拉生产的配套产品为全厂带来了近１０００万的利润。 

体制的阴影 

然而，摩托罗拉配套厂商的身份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曾经创造辉煌的天津装具厂如今却深陷体制的泥沼：２０００年，利润额下降至１００万。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原因很简单：在１９９８年，上级主管部门甩给天津装具一个沉重的包袱――一家连年亏损的医疗器械厂。主管部门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都能养家糊口。在现有的权力链条之下，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绝的理由。 

天津装具厂一位管理人员称，摩托罗拉可以为你提供管理、技术培训，提供市场空间、销售渠道，但面对体制的瓶颈，所有的这些都显得软弱无力。 

与摩托罗拉的合作，让天津装具对企业、对市场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规范工厂的管理，到严格产品的质量，对天津装具厂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我们必须冲破某种阻力，有形的或无形的。”一位车间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但他们能冲破体制这张网吗？ 

访谈 

解析工业豪门的困境 

《经济观察报》：天津的本土商业文化有何渊源？ 

闫金明：天津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口岸，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当时，新生事物大量涌入，英国人赫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邮政所，而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公司、电灯房也都现身于天津。天津的繁华一度超过了有“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滩。 

同时，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作为内河漕运的北方重镇，深受内河文化的浸染。与其它的沿海城市不太一样，天津既存在着内河文化，也深受外来的海洋文化的影响，是几种文化的复杂交织体。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化的今天，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涌入，是不是在文化上构成了对天津本土商业文化的一种冲击？ 

闫金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天津的企业来说，如不及时参与到全球化流通链条之中，惟一的结局就是被市场抛弃。 

跨国公司的进入，可能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节点，天津对于外来文化是兼容并蓄、敞开胸襟的。同时，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促进作用也是无法比拟的。 

以摩托罗拉为例，摩托罗拉刚入天津的时候，一个厂家一个厂家地谈，希望他们能够为摩托罗拉提供配套的电子元件。可以说，它所带来的市场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救活了天津的电子行业。现在，电子信息产业已被列入天津“十五计划”的支柱产业，而原有的很多支柱――冶金、化工等已不见踪影。 

《经济观察报》：天津向来被称为“北方工业中心”，它的地位如今是不是受到了威胁？ 

闫金明：天津确实受到过这样的威胁。类似的情况在上海也发生过。８０年代中期，上海的人才被苏州、无锡等地吸纳走，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比重也在不断下滑，上海《解放日报》曾经刊发评论，全面分析上海在改革开放后地位下降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上海还是天津，都不可能保持经济发展上的垄断地位。其它城市加入竞争，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紧迫感。 

《经济观察报》：天津的工业是不是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闫金明：最艰难的时期是“九五”期间。当时曾经作为天津工业支柱的纺织、冶金等传统产业供过于求，企业也缺乏活力。传统的产业工人由于没有掌握新的技能，下岗的压力也比较大。 

如今，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八五”、“九五”期间，天津做了一些没有引起别人关注的事情，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上，作了较大的投入：修建外环线，使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得到缓解；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全面改造１０００万平米的危旧平房，新建了近２０００万平米的居民小区。 

在工业上，天津加大了引资力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出现了天津药业、海湾电子等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 

《经济观察报》：在最艰难的时期，天津沦落到一个怎样的地位？ 

闫金明：在全国各省市ＧＤＰ排名中，天津仍然名列前茅；不过，在全国３５家大中城市的评比排名之中，天津的消费水平、人均收入及其增长速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经济观察报》：天津的消费水平为何在一个低水平线徘徊？ 

闫金明：一方面，老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而没下岗的企业职工，由于企业效益不好，收入、消费能力同样有限。 

另一方面，天津经济低迷，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造成整个城市税收下滑、政府财力不足，由此导致工资上涨缓慢。 

此外，天津的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并不是很活跃。其所占全市ＧＤＰ的比例在２０００年仅为１６％，而在南方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一比重高达４０－５０％。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注意到，天津的大型民营企业不多，这似乎与其直辖市的地位并不相称？ 

闫金明：天津人的行事风格比较保守，在经济上同样如此。初创的企业一般资金投入不大，而且出于财力、投入上的限制，天津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比较多。有一种说法，辽宁沈阳是“计划经济的重灾区”，事实上，天津所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深。在经济发展环境上，原有的僵化体制构成了一种有形无形的障碍。 

作者：任雪松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