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报刊媒体上看，最近，“新经济”一词几乎每天都在铺天盖地而来。看来，“新经济”一词在中国比在美国还“吃香”。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经济”概念引入中国时，主要是侧重于信息技术革命层面的含义，而没有它一开始在美国提出时所含的那种所谓“长期繁荣”的“吹牛”成份；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连续7年下滑之后，正迫切希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想从“新经济”中借鉴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革命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如果在中国的报刊上，也在“新经济”中加进非科学的、耸人听闻与玄乎其玄的“吹牛”成份，那就会把事情弄糟。比如，“新经济”会带来一系列新变化，经济理论需要对这些新变化作出新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如果将此无限扩大，说成是“新经济的出现改写了自凯恩斯以来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结论”，说“新经济是一场全新的竞赛，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等等（严启发，2000），则也不免有些夸大其辞。

我们可以把“新经济”理解为“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这种理解是一种较宽的理解。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如铁路、电力、汽车等等，都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因此，都可以称作“新经济”。在美国，我们就见到一本书，名为《美国历史上的新经济》。那么，当前的“新经济”，即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我们如何更好地去认识它、把握它、借鉴它？美国的“新经济”也正在发展中、变化中，特别是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都还在观察之中。就美国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是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一大批新兴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指出（中译本，1991，第73―74，290，294页），创新是经济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创新作用的发挥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他特别指明，“创新”不同于“发明和试验”，因为“发明和试验”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是指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他指出，这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或新商业方法；③开辟一个新市场；④控制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⑤实现一种新组织，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当前正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信息技术革命，主要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为主线（下一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可能是生物技术革命）。这一信息技术革命，首先经历了一个技术发展的长过程。从二战结束时起，经过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技术本身的发展尚未达到创新“蜂聚”的程度。二战结束时，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开始问世。在此后的30多年里，计算机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大型到微型、从慢速到高速、从专用到通用、从低性能到高性能、从高价格到低价格的不断更新与不断升级的演进过程。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的问世，是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革命性”转变。由此，使80年代出现了一个以个人计算机发展为中心的创新“蜂聚”时期。8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PC时代”。在此基础上，90年代又进到了一个以互联网发展为中心的创新高峰期。互联网的发展，是整个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更重大的“革命性”转变。9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创新“蜂聚”时期（也可以连起来视为一个创新“蜂聚”时期），比起历史上铁路、电力、汽车等的创新情况，规模与影响更加空前。特别突出的是，一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迅速诞生与崛起。这首先与信息技术产业本身的特点有关。一者，信息技术产业的产业链很长，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分解出许多更细的、独立的新行业。由计算机整机的生产，分解出集成芯片的独立生产（芯片业）；由计算机硬件的生产，又分解出各种软件的独立生产（软件业）；由单个计算机的生产，又分解出与互联网有关的硬件、软件的独立生产及服务（互联网业）；由互联网的发展，又分解出新的商业形式（电子商务），等等。二者，这些新分出的独立行业，一般不需要巨大的建筑厂房和机器设备，新企业很容易创建，特别是由互联网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虚拟企业形式。三者，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应用性极广，且易于操作，购置成本低，使其能迅速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迅速渗透到或融合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传统工业与商业部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推动了大批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的创新“蜂聚”，要比熊彼特当年所概括的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惊心动魄。

2．就市场运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使竞争空前加剧。

首先，企业间的竞争空前加剧。有人说，在“新经济”下，一个“创意”（idea）就可以使人在一夜间暴富。这种说法只抓住了现象的皮毛。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下，的确是在其股票初始上市的第一天，其股价急速攀升，即刻其财富猛增，看似“一夜暴富”。然而，一方面，这些新兴高科技企业，在其上市前，都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苦的风险创业过程。有的靠“创意”正确，而创业成功；更有大量的则因“创意”失误，而遭致失败。成功者，留下了姓名；而大量失败者，则不为人所知。“新经济”下的竞争，实际上从“创意”开始，就进人了“你死我活”的大浪淘沙过程。另一方面，新兴企业股票上市后，更是竞争激烈。一个公司的新产品，若站住了脚，这个公司便会兴旺发达起来；但若其新产品很快被其他公司性能更好的新产品所取代，则它立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新经济”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异常激烈。一个新兴企业，昨日还是明星，今日很可能就被淘汰出局。美国报载：2000年1―3月份，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新上市的企业有176家，然而，新下市的企业也有173家。截止到1999年底，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连续三年来，新下市的企业数超过了新上市的企业数。近三年来，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下市企业为727家，使下市企业总数达到4829家。企业间的竞争方式，不仅是打价格战，而更重要的是打创新战、速度战、质量战、服务战。

其次，人才的竞争空前加剧。新技术的创新浪潮，正如熊彼特当年所说，将造就出一批“企业家”。他说：“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他指出，在创新“蜂聚”时期，“新企业成群出现”，“企业家成群出现”（中译本，1999，第82―83，251，259页）。在这些“实现新组合的人们”成群出现的过程中，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新的创业者，或新企业中的骨干人员，是从原有企业中分离出来的。而新企业的成功，很可能导致原有企业的“灭亡”。在“新经济”下，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大批引进人才，以充实其“人才库”。据报道：美国1999年签发的H-1B签证达11．5万，其中，印度占46％，中国大陆占10％。在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科技人员中，33％以上是外国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科技人员中，50％以上是外国人。

再次，国际市场的竞争空前加剧。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国际金融与电子商务，以其以秒计算的速度，加剧着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美国无疑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自己国家“新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3．就资金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融资方式的创新。

熊彼特在分析创新的实现，即“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时，特别提出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新组合”的实现把资本这个新的特殊要素引进经济过程，从而除了消费品市场和生产品市场之外，还会有一个使人感兴趣的第三市场，那就是资本市场；“新组合”创造并且滋养了这个市场（中译本，1991，第137―138，141页）。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蜂聚”时期，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业期，新兴的风险资本的投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成长期，即其开始上市过程，新兴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其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一般有四部分人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创业者或技术创新者；二是专业的管理者；三是风险资本家；四是投资银行家。这四部分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策划发展战略，作出决策，并以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创业与发展计划。

据有关资料，美国风险资本公司为其风险投资所筹集到的资金，在70年代末一90年代初，大约每年在30亿一50亿美元之间；而在最近6年中，风险资本急速膨胀，仅1999年就高达250亿美元（另一资料为500亿美元）。过去，风险资本进入实业，至少要花5年时间；而现在却连一年都不到。新公司从初创到公开上市的平均周期，在十年前大约为6年，而现在缩短为2―4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不规范”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上市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特别是近几年来网络股的上市，在资金充裕、信心充足等有关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网络公司股票初始发行的首日溢价平均为65％，最高的达470％（而美国股市历年来一般公司的首日溢价平均为12％）。这其中，也必然夹带着生出“泡沫”。目前，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处于调整期，网络公司也处于与实业相结合并优胜劣汰的调整过程之中。

在融资方式的创新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金融机构创造了一种新的服务。比如，一个股票购买者想用自己的10万美元去买股票，他可以到开办新服务的金融机构去买股票。该金融机构同时提供给他同等数额的贷款（10万美元）。这样，股票购买者就可以有20万美元去买股票。股票购买者何乐而不为！当股价上升时，股票购买者与该金融机构皆大欢喜。而当股价下跌时，当这个股票购买者所买的股票价格下跌到10万美元时（暂不考虑借款利息问题），该金融机构就自动将这些股票卖出，以保住它所贷出的10万美元不蚀本。受损失的只是股票购买者。这种金融创新，一方面有利于新兴高科技企业的筹资；另一方面，也放大了股市的振荡。

4．就政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有人说，“硅谷不是计划的产物”，意指美国高科技的发展不是由政府事先计划出来的。这话不错，但并不完全。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减少了，而政府的职能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沙希德?尤苏夫（Shahid Yusuf）提纲挚领地向我们提出了11条：①由里根时期开始的减税。这对于推动民间投资具有重要作用。②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③政府在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④金融体系的创新。如各种投资公司、基金等的活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⑤对外来移民的开放性政策。这有助于人才的流入。⑥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⑦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向商业与民用的转移。⑧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⑨对外贸易的开放性。⑩R＆D的大量投人与效率的提高。⑾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多，大多投资于国内。这与日本、韩国不同，日、韩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上11条，就有8条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解除管制政策、移民政策、军转民政策、外贸政策、科技政策等等。“新经济”是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其二，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和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打开国外市场，以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在1999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将这三大支柱称为美国政府“新的经济战略”。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克林顿说，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了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它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置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第三条，许多传统产业和工人提高了生产率。第四条，政府的上述三大政策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在访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弗纳尔德（John G．Fernald）接待了我们。我们问到：60年代，美国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80年代，曾采用供给学派政策；那么现在主要采取的是什么学派的政策呢？弗纳尔德根据他的体会，回答说：我们现在既不面临60年代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面临80年代供给结构的问题，因此，既不需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也不需要供给学派来解决大的结构调整，我们现在主要采取的是哪一学派的政策，尚不好说，实际上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他说，在美国历史上，“新经济”很多，每次新技术革命都会提出新的政策问题，在政策上，我们不断面临着新挑战。在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教授座谈时，我们把访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时的上述问答向他作了介绍。他带点诙谐地说：现在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从各学派角度讲，他们都说是自己学派的胜利。

5．就宏观经济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促进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供求的良性互动。

信息技术革命以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丰富了社会的总供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在非住宅固定投资中，用于设备和软件的投资迅速增长。1991年，因经济衰退的影响，用于设备和软件的投资下降了2％；1992年，其投资增长率上升到7．4％；1993―1997年，其投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1％左右的较高水平上；1998年，更高达15．8％；1999年，在非住宅固定投资中，用于建筑物的投资下降了2．7％，而用于设备和软件的投资仍增长了12％。①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总供给与总投资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就业的增加，也推动了股市的上升，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即期收人和预期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由1991年的0.1％，上升到1999年的5．3％，其中，用于耐用商品的个人消费支出，其年增长率由1991年的-6．6％，上升到1999年的11．4％。②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旺盛，通过市场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供给的改善与提高。在供求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出现了破记录的超长增长。

其次，信息技术革命缩短了供求之间的距离。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厂商并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进行设计与生产，这样，使“买”与“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了零库存。这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整个经济的波动。

再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结构自身的稳定性。

一般说来，三次产业由于各自的生产与技术特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波动特点。第一产业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其增长率较不稳定；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突然跳跃式的扩张力和收缩力，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最大；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形态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的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小。从经济史上看，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而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结构自身就增强了稳定性。1950年以来，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在上升。到1997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为1．7％，第二产业下降为22．5％，而第三产业已上升为76．5％。在第三产业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与不动产业，和服务业。金融、保险与不动产业的产值比重，1950―1980年间，上升了3．8个百分点；而1980―1997年间，又上升了4．3个百分点。服务业的产值比重，1950―1980年间，上升了5．1个百分点；而1980―1997年间，又上升了6．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