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与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由此踵蹑的问题就从这里引发：作为刘备的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鱼水型的君臣关系吗？换句话说，刘禅与诸葛亮也能成为“黄金搭档”吗？

　　还是让史实说话吧。

　　刘禅承续大统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按照两汉社会的“孝”风，这无非是叫刘禅与诸葛亮共处，凡事让着几分，似乎诸葛亮亦当仁不让，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北伐前夕，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备逝世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闻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是，仅几年功夫，诸葛亮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相反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孰真孰假，难道诸葛亮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千秋凛然的《前出师表》吧。在这封表中，诸葛亮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种种不谐的信息。例如，诸葛亮一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居然把“宫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这不是严重地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礼义和官场的秩序吗？还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难道这种态度符合当时的君臣大义吗？诸葛亮大举北伐之时，正是刘禅青春韶华之际，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以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常驻于汉中，醉心于北伐，却不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将心比心，刘禅怎能对他没有意见和看法？须知，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

　　根据史书记载，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是在后者死后才逐渐地显露出来的。史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有人又提出“立庙于成都”，“后主不从”。但提出者坚持，刘禅只好让步。试想：倘若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亦是“如鱼得水”，恐怕刘禅就不会再一再二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了吧。

　　不仅如此，刘禅还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跟诸葛亮完全不同的举措：

　　其一，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到“朱紫难别”地步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其二，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以往碰到这种有利时机，假若诸葛亮在世，他肯定不会放过，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要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刘禅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是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刘禅基本上是不赞成诸葛亮的北伐方针的，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在诸葛亮生前表示反对。

　　当然，可能是刘备的临终嘱咐，或是诸葛亮的过于严厉、刘禅的忍让和宽容等因素和作用，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存在些许不谐音调，但双方毕竟没有撕破脸皮，更没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观其相处始终，基本上还是说得过去，说不上太好，但也说不上太糟。对此，今人总不能苛求于前人吧。

　　（本文史料引自于《三国志·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