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我国历史上三部会计法和两部注册会计师法对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规定，分析了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变迁过程，并在剖析这种变迁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讨了完善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途径，指出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和增加新的法律成分是完善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有效途径。

一、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变迁

我国目前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应的法律也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刑法、民事通则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层为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第三层包括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职业道德规范及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等。第二层法律是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该层没有规定的可依据第一层作出相应的处罚，第三层有更详尽的规定的应以此为准。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并没有列举所有的法律，而且对法律责任变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

（一）《会计法》对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所作规定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经了三部会计法：1985年1月21日颁布的《会计法》、1993年12月29日修订的《会计法》、1999年10月31日再次修订的《会计法》。为了了解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变迁，我们特别比较了三部会计法对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见表1），发现其主要的变化有以下几点：

1.总体而言，1985年和1993年的会计法区别不大，但1999的会计法变动较大。1985、1993年的会计法在法律责任的条数、字数及内容上都差不多，1999年的会计法有8条约1 500字，而1985、1993年的会计法只有5条约500字，内容含量是其3倍，另外法律责任的种类和责任主体都有明显的变化。

2.责任主体的变迁：经历了由1985年的会计人员、单位领导人和上级单位领导人到1993年的会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再到1999年单位领导人为主、会计人员为辅的变化。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政企分开。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企业经营的所有方面都受上级主管单位的调控，上级单位领导人理所当然要对会计信息失真负行政责任。因此1985年的会计法第28条规定，“上级主管单位行政领导人接到会计人员按照本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提出的书面报告，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行政处分。”这与当时的经济大环境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企业与主管部门纷纷脱钩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会计法规定的责任主体也相应地删除了上级单位领导人。

1999年会计法又进一步划清了会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法律责任的主次，这是数十年会计实践的结果，人们逐渐认清了会计人员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无论在经济还是在行政上，作为基层工作者的会计人员都依附于单位领导人，要求会计人员对单位领导人进行会计监督、对会计作假负较大的责任，显然不合理。因此这种变革是合乎实际的。

3.法律责任的变迁：1985、1993年的会计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全一致，1999年的会计法规定的责任种类仍只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更明细。明确了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情况，如第42条增加了应予以处罚的10种情况、第44及45条对会计造假有详尽的限定、第46条对单位领导人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行为也有更详尽的说明。

细化了行政责任。1985及1993年的会计法只笼统地提到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但没有细分。1999年的会计法详细列举了法律责任的种类，包括：限期改正、罚款、暂停执业资格、吊销营业执照及刑事责任等，可供选择的处罚种类增加。1999年的会计法还规定，对责任个人可处以2000～20000元的罚款，对责任单位可处以3000～50000元的罚款。这种变化既便于执法，也利于对会计信息失真分而治之。

三部会计法都没有规定民事责任，会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均不负民事赔偿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法》等对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所作规定的变迁

对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依据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注册会计师法》，该法是对1986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注册会计师条例》的修订，另外，1998年1月14日财政部发布的《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也是重要的处罚依据。同样我们也将这三种法规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作了比较（见表2）。

1.总体上三种法规对责任主体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大体相同，只是详细程度上的区别。1986年注册会计师条例没有单独的法律责任，相关的内容有两条共150字；1993年注册会计师法在第六章专设法律责任部分，4条共600字；1998年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共有40条约3000字。

2.责任主体自始至终都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变化。会计法中并没有将单位视为责任主体，注册会计师法将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责任主体，我们认为注册会计师法的做法更为合理。现代社会复制信誉机制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组织，包括会计师事务所。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组织生命可以无限，如果个人利益取决于组织价值而组织价值又依赖于它的信誉（即道德），则个人就会注意信誉。我们发现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同样的关系，注册会计师参加会计师事务所就获得了相应的职业地位，注册会计师的不道德行为会损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并间接损害每个注册会计师的利益，同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也可震慑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这种机制类似“连坐制”既使注册会计师有选择道德的内在动机，也使会计师事务所有对从业人员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的积极性，而这正是法律的关键所在。

3.法律责任的变化也不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罚款上，从有（1986年《注册会计师条例》）到没有（1993年《注册会计师法》）再到有（1998年《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赔偿责任上，从没有（1986年《注册会计师条例》）到有（1993年《注册会计师法》）再到没有（1998年《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这与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变化刚好相反。

笔者以为，这种变化正体现了对会计中介机构及人员由于其违法行为给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是否负赔偿责任以及如何负赔偿责任等问题认识上的改变，注册会计师法明确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对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没有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6年第56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以及2002年《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为确立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开了先河。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同样存在，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最初是不负赔偿责任的，但随“诉讼爆炸时代”的来临他们不得不负起有限责任，后来发展到所谓的“深口袋责任”，然而据报道近来美国会计界又有划定有限责任的趋势。

二、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的有效性分析

任何行为都是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责任主体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法律责任的有效性是责任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法律监管成本收益相博弈的结果，责任主体行为的有效说明法律监管的无效，同样法律监管的有效也表明了责任主体行为的无效。这为我们进行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有效性的分析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可以分析责任主体行为的有效反衬法律责任的无效，也可以从市场的反应来直接分析法律责任的有效与否。

（一）微观分析：责任主体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理性分析

理性经济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这样的理性经济人同时具有“自私”与“理性”两大特征。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而是居于其间的理性经济人。其“自利”与“理性”的特点决定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既要“求利”也要“求德”，两者的最优组合最终决定了经济活动的道德水准和经济收益。加里。贝克尔（Gray Becker）和斯蒂格勒（G.Stigler）指出，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渎职犯罪（包括会计信息失真）的当事人都是追求自身最大化效用或利益，并能够进行收益成本计算的经济人。也就是说，责任主体的会计信息失真行为实际上是比较成本收益后的理性行为，而不是狂徒式的一时头脑发热。

1.责任主体的会计信息失真行为会给他们带来收益。美国会计学家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中说道：不同的准则将生产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会计信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可以通过改变会计信息来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势必会诱使机会主义的责任主体有足够的动机让会计信息失真。促使责任主体从事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动机很多，李爽认为有7种：奖金动机、确保职位动机、借款动机、纳税动机、推卸责任动机、隐瞒违法行为动机、政治动机等。笔者以为这7种动机又可以归为两类：纯个人动机，如奖金动机、确保职位动机；单位动机但个人搭便车，如纳税动机。但无论是哪种哪类动机，都将给责任主体带来两类收益：

（1）经济收益。对于单位领导人而言，这种收益表现为，单位领导人因改变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获取的额外收益如奖金、股票的升值收入，或者因此而防止的既得利益的减少，这部分收益水涨船高弹性很大。单位领导人与单位的利益紧密相连，单位领导人通过改变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维护单位的利益事实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薪金报酬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会使单位领导人的利益过于依附单位而敢铤而走险。美国经济学家赛斯拉。布克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企业管理者的薪金暴涨，平均年薪涨幅866%，而同期普通工人的工资涨幅只有63%，这使得管理者过于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丧失，而采取如会计信息失真行为在内的许多败德行为。有资料显示，会计危机出现以来美国CEO的平均薪金已经由2000年的300万美元下降到了去年的180万美元，尽管将会计信息失真的责任完全归于管理人员过高的薪金报酬有失偏颇，但如何确定合理的薪金报酬，在减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防止会计信息失真之间权衡，是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这种经济收益表现为审计收费和企业在收购会计政策过程中的额外付费。美国一学者对180个更换注册会计师的公司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更换注册会计师前后的唯一显著不同就是收益，SEC也认为更换注册会计师是为了获得更有利的夸奖处理。而在此过程中，公司与注册会计师间难免有私下的交易。企业以额外的付费换取注册会计师的合谋及有利的会计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ESM政府证券有限公司审计舞弊案就是这类典型案例。

（2）政治收益。国家会计学院诚信教育教材开发组的调查表明，虚假会计报告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政干预（约占54.55%）。我国自古就有官商一体的说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无所不在，市场经济原则要求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官与商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市场的政府行为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企业内部也有政治的成分。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内部也有权力斗争，而且是产权安排的结果。国有企业产权安排带来的弊病之一，就是将企业由一个经济组织转换成一个政治组织，从而诱使企业内部人员将时间精力不是用于生产活动而是用于权力斗争。上述说明，无论是在企业内外，我国企业及其领导人身处政治环境，政治收益显然是其追求的目标。当然我国正着手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建立市场经济、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国、转换政府职能、取消国企管理人员行政编制等，但根除这一现象将很困难。美国也一样，上至总统竞选下到议员选举都离不开企业的政治捐款，安然公司的查处就与政府高官直接相关。

2.责任主体的会计信息失真行为也会有成本。这主要是会计信息失真行为被查处后的各种损失，包括管理惩罚成本、市场惩罚成本和违约惩罚成本。但又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有形成本包括罚款、行政处分、刑事处罚带给责任主体的损失，主要受相关制度规定的约束。这部分成本是固定的。二是无形成本，是其不道德行为败露后对声誉的间接影响，主要由道德水平的决定。一般来说，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责任主体的败德行为所招致的损失也就越大，因此无形成本的弹性较大。

理论上，只要经济收益大于其成本，责任主体就有可能实施会计信息失真行为。首先，由于股票期权的存在和暗箱操作，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收益弹性很大；其次，成本基本是刚性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有形成本很低，比如对责任主体的最高罚款分别为：刑法20万元、公司法10万元、证券法30万元、会计法5万元，而实际处罚还要低，行政处分更无伤皮毛。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民事赔偿责任，尽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但总的来说还是偏低；其次基本没有无形成本。这是因为我们的信用制度尚待建立。2001年我国有11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和120多名注册会计师受到了行政处罚，100多家事务所和600多名注册会计师受到了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强制培训等处理，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对责任主体处罚过轻。显然，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收益很容易超出其成本，责任主体的会计信息失真行为更有效，而法律监管的有效性较差。

（二）宏观分析：法律监管的有效性分析

法律监管是证券监管的一种形式，是政府行为也是经济行为，因此也是比较成本收益后的理性行为。法律监管的成本主要是法律制度的编写组织成本、运行成本和后续支出，而其收益主要是实施法律监管后减少的违法损失及法律本身的负社会效益。由于法律监管的有效性分析过于宏观，我们只能从法律监管后的市场反应间接地分析。

首先，如果法律监管有效，法律实施后相关的违法现象应该下降，反之说明法律监管效率不高。据胡奕明对1996～2001年我国对上市公司违法性会计信息失真的处罚统计表明，无论是违法的绝对量（分别为1、10、22、26、52、104家）还是其占上市公司的处罚比例（分别为百分之0.19、1.34、2.59、2.74、4.78、9.01）都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管不得力。

再进一步看我国对会计信息失真的处罚力度。陕西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0）统计了22例在我国有很大影响的会计信息失真案例，结果显示：处罚时间严重滞后，80.91%的处罚在3年以后，会计信息失真给市场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另外处罚过轻，以针对内部管理人员的处罚为例，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和市场禁入三类，较重的市场禁入只占2.11%，较轻的罚款占46.15%（且人均罚款只有3.44万元，低于会计法规定的5万元），而最轻的警告约占51.74%.

三、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完善

首先，要整合现有法律资源，理顺相关法律间的关系。目前与会计信息失真相关联的法律相当混乱，对同一事项的认定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解释，如对责任主体罚款的规定：刑法为2～20万元、公司法为1～10万元、证券法为3～30万元而会计法为0.3～5万元，相关法律间的混乱势必造成多头执法，这不利于对会计信息失真的监管。

其次，增加新的法律成分。一要加大处罚力度。著名学者波斯纳提出，通过法律手段监管的有效性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严厉性和发现概率，总体而言我国对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监管的法律手段还不够严厉。美国新近通过的《公司责任法案》将违规首席执行官的处罚增加到10～20年的刑期和100～500万美元的罚款，韩国商法第626条对不真实报告罪的处罚是5年以下徒刑或1500万韩元的罚金，法国商事公司法对不实报告罪的处罚是2年度监禁和3万法郎的罚金，相比之下，我国对责任主体的处罚就算不了什么了；二要将民事赔偿责任写入法律，我国法律规范过于依赖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对民事诉讼手段重视不够。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主要体现了惩罚，而民事责任主要体现了补偿，更重要的是，民事责任可形成一种利益机制以鼓励广大投资者参与监控，既转移了政府的监管成本又提高了投资者自觉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不同的法律责任体现了不同的法律意图，对会计信息失真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威慑效果，民事责任的空缺使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的违法成本大大降低，不利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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