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皖两省发展差距的背后

2001-07-02

从数字上看：1978年，安徽与浙江GDP的差距仅仅10亿元，1999年，两省的差距拉大到2440亿元，接近1倍。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人均GDP一直位于各省、区之首，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6%。而安徽的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6%，浙江水平的40.7%。

是什么原因使我省在市场经济的角逐中整体落后于浙江？通过调查与思考，我认为有如下主客观原因。

两步之遥，一念之差

从浙江与安徽地方政府的决策角度找差距，我省在抓关键的经济增长点方面比浙江慢了两步，反映了两省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我称之为：“两步之遥、一念之差”。

一步之遥：浙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资料称它的个体私营经济约占经济总量的80%。我省在90年代尤其是“十五”大前后也抓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民展（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993年），但是比浙江已经慢了一步，浙江许多地市在80年代就抓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台州温岭1982年就有私营联户企业登记注册；黄岩区1986年就有发展个体经济文件出台；诸暨市1985年提出：千家万户搞翻番，四个轮子一起转。1989年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比例、规模、速度、经营方式四不限。我省在80年代末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还动摇过，中央政策放开后，安徽再抓，已没有制度创新“利益”了，只能“强攻”。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浙江是“伐谋”，我省是“攻城”，谋略上略逊一筹。

二步之遥：在改制中，我省不少地方形式主义地照搬照套，出现了浙江人所批评的“白改”、“空改”、“乱改”的现象，大部分企业改制后没有收到明显效果，群众批评这种改制是“群众交票子，公司换牌子，搞来搞去还是那些熊孩子”。但是浙江人动了脑子，进行了制度创新，运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原理来解决股份制公司的弊病，允许自然人控大股。宁波、台州的乡镇企业改制后发挥了很大的效益。作为对比的是，苏南的乡镇企业原来搞得好，因为改革滞后，现是已比不上浙江。浙江国企改革也运用了同样的原理，基本解决了问题。

一念之差：为什么浙江能够灵活运用和发挥中央政策？我感觉它们为什么是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企业制度有自己的主见，能向正确方向灵活发挥中央的政策，而安徽显得很机械，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创造性。不少地方干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它的必然规律都没有自己的认识，只能上面一拨下面一动。

思想上一念之差，实践却是失之千里。“两步之遥”使安徽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尽管安徽在90年代也曾高速发展，但基本上是走在传统发展轨道上，企业竞争主体有其固有的弊病和“泡沫”成份，一旦市场逆转，就飞速下滑。

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在千家万户。

安徽与浙江的最主要的差距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在浙江沿途一看，到处是厂房，户户办工厂，农民亦逐亦工，逐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大幅度减少。

浙江流行一个名词：“块状经济”，是说农村中许多农户都生产同一种工业产品的经济现象，类似我省太和县的“皮条孙”，方圆几里的农户都生产塑料绳出售。浙江不少地区每个乡镇、行政村都有这种“块状经济”，几乎是一乡一业、一村一品；70%的农户的小工业，台州一个村40户农民有38户办厂。

诸暨市原是农业县，“块状经济”发展起来后，工业总产值占到68%。现在农民收入的63%，财政收入的43%都从“块状经济”中获得。诸暨市由此获得中国珍珠之乡、衬衫之乡称号。绍兴有33个“块状经济”，分别生产衬衫、领带、珍珠、羊毛衫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业市场。宁波有135个“块状经济”，138个市场。

这块“块状经济”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工业技术的特殊传播渠道有关，农民不可能从书本中学习数理化知识，然后再来办厂，但是他们的模仿性很强，只要看到别人把东西做出来，他们就能仿造出来，一个传一个，就形成“块状经济”。浙江靠近上海，上海的教师是浙江农民最初的老师。安徽的农村缺乏大工业的辐射和拉动。农民缺乏与城市工人的联系。

“块状经济”的发展，使浙江整个省正从农业省向工业省过渡。“块状经济”也解开了“浙江为何形成那么多全国性大市场？”之谜。发源于农村家家户户的工业化高潮必然要求有新的流通形式与它相适应，这就产生了农村工业化与专业市场的连接，把分散生产与集中销售连接起来，解决原料问题和销售问题。仅诸暨市就有24个专业市场，它以相应的“块状经济”为基地、义乌的原料、半成品大多数是这里提供的。我想，义乌的市场办得那么大，商品那么便宜，肯定与这种工业形式有关。我省市场办得很早，但是总体上发育不大，除去思想政策原因以外，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基础不一样，我省“块状经济”没有获得发展，导致市场发育不大。

“块状经济”还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工业生产发展了，需要有基聚集厂房、设备、人口，然后交通、市场、银行、餐饮、娱乐等三产才能发展起来，小城镇才能存在和发展。单独发展三产建不成城镇，因为三产需要生产和生活的服务对象，这需要一、二产的先行发展和居民剩余能力的提高。但是先行发展二产却可以建成城镇，这有许多先例。斯密说：雇佣工人是致富的道路，雇佣家仆是致贫的道路。这种道理需村方干部了解并掌握。

最小的发挥，最大的突破

浙江温州走的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道路，但是宁波、台州等地集体乡镇企业早已发展起来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弊病逐渐显露，怎么办？它们面临下列选择：是向苏南学习，继续维持集体化道路；还是向温州学习，推倒重来，走民营化道路？为了搞活这块存量，他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形成多元化产权结构这一浅层次的认识上，而是在股份合作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允许自然人控大股。从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宁波市培罗成有限公司是1984年创建的村级企业，到1994年，10年资产才累积到达480万元，眼看再不改革厂子要垮，1994年改制，法人代表史利英贷款480万元买断了企业，私人购买6年后，资产发展到2亿元，1999年公司创利税2794.1万元，创造了创业以来的最好水平。

现在宁波一些大的骨干私营企业，60―70%都是从原集体乡镇企业转过来的。1999年底，这些工业企业已占宁波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上交国家税收占全市上交税收的33%左右，鄞县、慈溪、宁波、北仓等地个私经济上交的税收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60%以上。骨干私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为其配套加工企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转制后的企业规模比较大，目前，宁波、台州反而比温州发展得更快。

中国人民银行明令禁止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但是浙江台州采取了允许自然人控大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予以批准银座、泰隆两个城市城市信用社，效益很好。银座信用社，1988年凭10万元起家，两个私人股东控股，现拥有资金16亿元，放贷对象中私营企业占83.3%，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个私企业的融资产问题。泰隆信用社1993年6月凭16万元起家，5家私人股东占70%股份，现有资产12亿元。发展速度、效益全省第一，没有呆坏帐，5年贷款平均逾期率仅0.8%。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银座、泰隆信用社闯出了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中国人民银行准备派出调查组总结这两个信用社的经验。

国企改革也是这样，台州人认为：“两权分离”的原则较之“放权让利”是一个进步，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产权清晰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上，那么它将难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允许自然人控大股。他们通过买断产权、买断工龄、买断土地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资产、身份和土地问题。

与浙江相对比，我省的企业改革存在三个问题：“白改”：没有搞懂矛盾主要方面决定股份制企业性质的规律，没有触动产权核心，换汤不换药，企业机制没变；“空改”：没搞懂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只在分配领域做文章，企业基础没改变：“乱改”：徇私舞弊，资产流失，把好的企业也改坏了。因此，建议我省国企进行二次改革，不要搞“一股就灵”，但是我预计自然人控股“一控就灵”。

举小平旗，听中央话，走自己路

浙江不仅个私、股份制有创造性发展，而且公有制经济也有创造性发展。他们实行一厂一策，不搞一刀切，涌现出了一个市场公有制的典型：横店集团。这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横店集团是在徐荣华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徐荣华原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1975年从2000元创办乡镇企业缫丝厂起家，1999年发展到拥有6大集团公司、1000多家企业的中国特大型乡镇企业集团，该集团一、二、三产门类俱全，2000年销售收入将达75亿元，一个山村中崛起的现代化小城市正在形成。为了保持企业的正常发展，横店集团在全国最早实行了“政企分开”的改革，企业财产属于社团所有；为了使企业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徐荣华拒绝搞股份制，成为在全国独树一帜的市场型公有制的典型。

横店的经验对于我省如何搞好搞活必须由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企业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国有独资、控股不变，那么这些企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一把手。一旦实行公有控大股，企业的机制就已经确定了，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重点只能抓企业家选拨机制。当然，自然人控大股另当别论。

横店经验还说明，公有制企业有了好带头人后，必须坚持政企分开，捍卫企业自主权。拿横店与我省新集煤矿相比，新集建矿初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但是新集煤矿为了还债而把这把这些部门的借款转为股份的道路上走了弯路，效果不好。不仅机制没有转变，而且有关部门按4?3?3比例组成有限公司后，好带头人刘明善虽然在项目法人责任制下享有政企分开的权利，但自主地位没有了，控股部门可以通过董事会的控股权干预企业，决定原法人代表刘明善的任命和罢免。这样，原领导新集的一个政府变成了三个政府，原来的条块之间、政企之间的矛盾及部门官僚主义作风（连董事会开会都要到北京）从外部进入了内部，变成了董事会内部的矛盾，这让企业实际操作者无法调控，最后集团创始人刘明善被免职。与横店相比，我省新集煤矿的后期是个败笔。否则，新集煤矿有了好带头人，它可以像横店集团那样作为龙头企业组建大型集团公司、带动地方经济腾飞。刘明善没有像徐荣华那样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为之惋惜。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什么公有控股企业的带头人非常重要，这是经济学前沿问题，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产权性质必须与管理性质相一致。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在浙江，“规模企业”与“块状经济”同样引人注目，私营企业顶天立地，企业家雄心勃勃。与浙江企业家相比，我省的多数企业家只能算老板，而浙江的企业家可以称为事业家，他们已经走向世界，多业经营、一二三产一起抓，展现了无限发展的趋势，并敢与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相抗衡。

比如浙江萧山县鲁冠球的万向集团，1969年创业，从一个铁匠铺7人4000元起家，1999年，总资产50亿元，年利润3亿元，在海外各国建立了分公司。

娃哈哈集团创建于1987年，宗正后带领三个人、从两口锅子的校办企业起家，现已在全国10省市建有25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总资产36亿元。1999年，饮料产量超过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量，直逼可口可乐。2001年，公司计划产值、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从中国的娃哈哈变为世界的娃哈哈。

台州飞跃缝纫机集团总经理丘继宝从拉板车、补皮鞋起家成为现代化企业家的典型，他所领导的企业经过15年创业，目前年销售达7.5亿元，利税7300万元，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1999年12月16日参观该厂后说：“来迟了，吓一跳，快（向中央）汇报。”

我们在考察时有同感：浙江的私营企业都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机器、一流的人才，老板为技术创新舍得花钱，敢于投资，与传统国有企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行为明显不一。我能看出：浙江发展起来的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这种企业发展起来后，由于内在的动力和外地的压力，会推动他们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

安徽与浙江相比，企业家相互竞争造成的文化氛围不够，无限进取的精神不强。安徽历史上的徽商，传统保守、眼界短浅、小富即安，不管赚多少钱，最后还是置地买房，买官为终。安徽私营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记住历史上徽商衰落的教训。

不恋“官场”，盯住市场

浙江企业市场 开拓意识极强，我认为这与它们不恋“官场”，转变“官念”有关。官场与市场，追求方向不一致，不能混在一起，眼睛盯着官场就搞不好市场，搞市场眼睛就不要盯着官场。横店集团老总徐荣华并没有任何官职，为了办好企业不怕得罪上级，最早实行了政企分开。万向集团老总鲁冠球也实行了政企分开，目的是与官场脱勾，避免行政干预。

安徽金融机构也要转变“官念”，浙江台州泰隆信用社董事长王钧说，国有商业银行病根子也是“官念”没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尽管银行有款贷不出，企业需款没人贷，但不出问题照当，奖金照拿与其去“冒险”还不如让钱放在国库里面睡大觉。“泰隆”是完全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进行的，没有计划痕迹，不可能也不允许有任何行政干预，因此少了许多人为操作色彩，更多地反映出市场规律。

顺便说一句，“官企”、“官行”搞不好，“官研”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双眼看着官场，领导表态我表态，社会科学就不成为科学。浙江做的只不过是用实践说了理论界早已知道但是没有说的话。

一个信息，一座工厂

与浙江农民相比，我省农民双眼离不开土地，就是办工业，也只能想到所谓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资源转化型”工业，思想还是摆脱不了土地的“束缚”。浙江农办的却是市场、原料两头在外的工业，它们没有依赖土地，但是特别看重技术，往往获得一个信息就办起了一个工厂。

浙江农民这一特点，与他们人多地少（台州人均仅4分地），没有土地保障和人口流动多、信息传播快等因素有关。浙江就是依赖信息资源发展起来了工业。

宁波培罗成集团的起家与上海缝纫大师陆成法的帮助密不可分。1985年，史利英请陆成法师傅“三顾茅庐”，有时在门外一站就是一夜，最后感动了陆成法，下“山”相助，为培罗成争得最初的生存权以致后来成为中国十大西服名牌立下“不朽功勋”。培罗成的“罗成”就是陆成法的“陆成”的谐音，以此永作纪念。

浙江东阳县横店集团现在有“东方磁都”之称，它生了磁性材料畅销全世界，并且兼且了我省霍山磁性材料厂，现在发展成为“东磁集团”。

浙江盾安集团坐落于诸暨市店口镇，主要生产“盾安”牌中央空调，家用空调，汽车空调等产品，拥有资产8.5亿元，目前是中国制冷配件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个企业空调机的技术来源于安徽合肥的通用机械研究所，该研究所帮助他们建立了国内第一流的全性能测试线。全国第一台空调诞生在安徽，但最后没能把根留住。

目前我省有许多下岗工人，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是“包袱”，但如果使他们成为工业技术的传播人，就可能成为“财富”。我省的科教兴皖内容可以做透当调整，不要仅注意高、精、尖的科研技术和少数“英雄人物”，还就注意把省内外现有的工业技术向农村扩散，用“遍地开花战略”或“块状经济”战略补充重点突破战略，注意对下岗工人的疏导作用，促使他们与农民结合，以此改善我省农民的整体素质。

原动力是群众，不是干部

在浙江的经济发展中，它的各级干部虽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原动力，浙江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动力是群众，是群众推动了个私经济发展、创造了“块状经济”、专业市场、自然人控大股、社团所有制等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形式。干部所做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无为而治”，“允许”改革、因势利导和改善环境。在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往往有主观主义成份，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到股份制，本身是一个认识深化过程。“砸三铁”、年薪制，是上面提出来的，实践效果并不佳。厉以宁教授提出的股份制如果没有自然人控大股，仅仅是多元化经济，是改变不了企业行为的，股份制也有个性质区别问题，这一点至今理论界没有研究，是群众创造了各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一打纲领比不上一步实际行动”。我省干部应学习浙江干部两眼向下的态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如何看待浙江经验？有人认为浙江的经验就是私有化，我认为是多元化。浙江人的态度是理论上不争，好的就坚持下去，改制时有的老干部不吃饭以示抗议，但是浙江人考虑，与其让国有资产流失，苹果烂掉没人要，还不如立即改制，求其所在，最后发挥效益。浙江个私经济发展起来后，一度在国有企业中盛行的“回扣”没有了市场，腐败减少了，社会稳定了。义乌开始有假冒伪劣商品，现在有了自己的名牌。 

作者：戴培昆来源：决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