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为这种幸灾乐祸做理性辩护的恰恰是一批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人文学者。双塔坍塌了，那惨案毕竟发生在大洋彼岸，其巨大的冲击波我们感受不到；但此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旦理性堤岸被摧垮，我们的同胞宣泄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是何等地可怕！当然，这些人今天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对准美国的。但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打着同样的崇高旗号，对准自己的同胞呢？文革的悲剧不正是这样开场的吗？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将昔日的老师或邻居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时，其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被指控为美国特务日本汉奸！一旦失去理性的价值立场，一旦越过做人的人道底线，人类必将被笼罩在恐怖之中。中国文革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革”别人“命”的红卫兵，很快被别人用同样手段“革”了“命”；今天的中东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屠杀对方无辜者的同时，也使自己同胞面临着随时被屠杀的命运。就世界范围而言，一旦某些国家公然拒绝遵守人类共同的游戏法则，那么，人类的文明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作为社科及人文学者，我们需要正视并深入研究双塔惨剧背后隐藏的人类政治文化的内部冲突及危机，但却绝不能承认恐怖主义的合理性。对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支持和赞赏，都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背叛，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

    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但我们长期来，并没注意划清这两者的界限。我对鲁迅尊崇有加，就是因为他是近代中国真正的理性主义爱国者。鲁迅深深爱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但他却绝不狭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对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恶痛绝，绝不护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对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态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将明教士的《中国人的素质》翻译过来，让中国人照照镜子，认识自己。他甚至这样说：外国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2］。
    但在中国文化中，鲁迅似乎是另类。中国的民族主义几乎从没突破“狭隘”的囿限。“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几乎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在内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挂着横跨欧亚的巨大元帝国版图。但这位英雄在中亚地区制造的屠城事件，却每每被忽略了。其实，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样的残暴行为，只是时代久远，无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冈，见到过多处纪念挫败元入侵者的纪念标志。如果当初元帝国攻陷了日本，那我们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样是这个日本，在张扬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在不时地回避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无它，就在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仍有市场。当初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胆敢发动侵华战争，正是由于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普遍支持的。儿子参军，母亲要送一把刀，不是用来护身，而是让他效忠天皇，关键时刻自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是很吃过狭隘民族主义苦头的。今天，当我们抗议日本篡改教课书、抗议日本首相参拜精国神社时，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么！与此同时，我们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身的狭隘民族主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