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浓烈情感、渗透着群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本身便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征，爱屋及乌，恨屋亦及乌。要对这种渗透集体情绪的爱憎做理性控制，是极不易的。特别是对爱面子的东方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民族都难以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我想起了一位德国学者的表现。那是六年前，在与一位曾在欧盟任职的德国教授座谈经济改革问题时，有人不合时宜的地提起日本对侵华罪行的暧昧态度，询问教授的看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难堪时，这位德国教授回答道：“对于日本的态度我无法评价，但对于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我们完全承认。尽管我是战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座诸位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代表德国表示忏悔。”会议室中的空气骤然凝固了。大家都被这位德国教授的坦诚态度所震撼。他赢得了入会者的尊重，正像德国人民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一样。深究下去，这是与德国知识分子坚持理性原则，并对青年进行理性主义的历史教育分不开的。有关法西斯的历史，是德国学生必学并反思的一段历史。我在一篇鲁迅的杂文中写到：“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连歌德都不例外。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再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这段话就是由此事感悟反思而来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某些中国学者，不仅没继承鲁迅的理性民族主义思想，如同德国知识分子那样担当起高扬理性民族主义的责任，反而从鲁迅那里大大后退了，甚至将鲁迅视为批判的对象，以张扬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刘禾及冯骥才借贩卖《东方学》的观点对鲁迅所作的批判。对此，我已有文章批判，此处不论。这里，我只想谈谈对《东方学》的看法。

    三、对《东方学》的质疑

    《东方学》被刘禾等人介绍到国内，引起学坛不小的振动；《东方学》的观点也被作为“后殖民”学说的经典论断被接受。于是，他们便纷纷寻找中国也被西方传教士等等妖魔化的例证。便找到了《中国人的素质》。对于《素质》是否歪曲丑化中国人，我认同鲁迅的观点，并拟另文专述。概而言之，如同阿Ｑ对他头上癞疮疤的态度一样，在讨论别人是否凭借话语霸权丑化自己之前，先得照照镜子，了解自己头部的真实状况。否则，无论是讳亮忌光也罢还是封住别人的嘴巴也罢，自己的丑陋形象并不会因此改变，而只能使自己在外界眼中愈加丑陋。这似乎是常理，但碰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其理论家，它便失效了。
    实际上，刘禾们将《东方学》搬运到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误读。严格说来，赛义德的所谓《东方学》，应是《东方－阿拉伯学》，是不能与西方的汉学划等号的。赛义德自己在《东方学》中便承认，“在汉学家和印度学家与伊斯兰和阿拉伯学家所取得的收获方面，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实际上，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专业的伊斯兰研究者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一对象的研究，然而却仍然发现无法让自己喜欢它，更不必说仰慕这一宗教和文化。”［3］赛义德说的对。确如西方汉学家自己所言，他们“把中国的古文化向外国介绍，使人对中国古文化发生一种崇敬的感情，由于这种崇敬的感情，对中国和中国人发生一种由衷的爱好。”［4］西方汉学界尽管也有少数仇视中国的学者，但更多的人是因汉学而爱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因此，将《东方学》的结论搬到汉学领域，硬要找出相似的规律和例证，只能是徒费心机。目前所见到的，除了刘禾借“语际书写”歪曲明教士原文生造的论断之外，后学们没拿出一件像样的例证，证明西方正宗的汉学家如何操作殖民话语丑化中国并为殖民者侵华提供舆论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