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
    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前者仅为应急，由一个外人来挑破殖民地与母邦之关系已名存实亡，说服当地人正视现实，敢于独立；后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较、政治程序上立论，说服百姓投票通过1787年宪法。两本小册子，反映美国革命之“历史性局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扩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后一本小册子，在那样重大的历史关头，却不向文化深处挖，更没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圣地：如“改造国民性”、如“伦理觉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后觉悟”、如“文化革命才能最终保障政治革命”。是否18世纪北美民众觉悟已高，不必改造？当然不是。当日民众之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此后两个世纪以法国革命领衔的另外几场大革命。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美国革命说穿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单调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的政治当然有失败记录，还有撤烂污的时候，如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世纪末选出的那几个总统，可谓一塌糊涂，乏善可乘。但是这样的政治有一点好：政治与社会领域其它领域有一条隔离带，大失败与撤烂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调，不至于蔓延为其它领域的大动荡。无怪后人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国之特权。同样是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此前也有1781年邦联条例的失败，人谋不臧，呈瘫痪之势，此时之北美，如果按照法国革命的逻辑以及中国读者习惯的思路，很容易往政治之外想，把一场政治失败从参与者人谋不臧扩展为全民族抽象的文化责任。从1781失败至1787年改制，华盛顿们确实是有足够多的理由，将邦联制瘫痪归咎为一场文化失败或国民之劣根性：如各州“只知地方自保，不顾全局利益”；民众“只知私利不知公意”；民军之挫败“是因为拖着王权思想之小辫与英王作战”，等等。但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1787年北美之令人沮丧，是有一点象法国的1793，也有理由走向一场深挖“人性劣根”、“道德革新”、“国民改造”的文化战争，而法国果然就这样发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再从社会革命走向“共和2年的文化革命”。但在北美费城，面临差不多的政治危机，那55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一旦成文，则交公众投票。至于公众，400万人中有投票权者，也不过是一群“农众”，在传阅《常识》之前，至多只读过一本《圣经》。大选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11月第一个星期二，是在等这群农业人口在那个月里先把一年庄稼收割完毕，临出发前的星期日上午还要进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骑马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投票地点。看不懂选票者，还要允许他们以玉米粒而代之。如此村夫愚顽，更兼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惯例，从农业社会至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至今日所谓后现代，社会形态两次变迁，总统历经43届，而大选之日不敢变。放在中国，岂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末庄中人”，不是阿Ｑ，也是赵老太爷。当有萧涧秋自北大来，先打倒赵老太爷（华盛顿），再启蒙阿Ｑ（谢斯起义），特别是要通过读“新小说”而改造“国民性”，阿Ｑ文化觉醒，才可放心让其投票，否则就可能被“柿油党”（汉密尔顿）误导。而北美则不然，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倘有新传统文学青年出，当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乡村宪法，间杂玉米
    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如之，
    一“末庄文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