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最好的革命很可能是最小的革命。与英国相比，美国革命可谓“最小革命”，仅政治革命，无社会革命，更无文化革命。英国为“较小革命”，为宗教自由而战，也触动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王室改宗与民间地产变动已经紧紧纠缠在一起，毕竟发生了“一场半”革命。1688年以后颁布“容忍法”，禁止政治权力进入精神领域，亡羊补牢。法国为“最大革命”，史学界至今以“大革命”名之，确为不虚。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是“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无限革命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革命之大限──革命者被革命。不仅是1794年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推翻，更为讽刺的是1799年法兰西全民投票，民主选举拿破仑独裁，计票结果是3,011,007票赞同，只有1,562票反对，反对票之寥寥，与大启蒙、大革命不成比例。经历那样彻底的启蒙，法兰西却心甘情愿地投票选出一个拿破仑皇帝，这不是偶然；50年后，又在同样的锣鼓声中，选出第二个拿破仑，还是波拿巴做皇帝。闪电之后，是黑暗，再闪电，还是黑暗！至1871，小拿破仑被普鲁士俘获，法兰西也还是在民主与君主之间打转，“共和”二字在法国已经污秽不堪。就在拿破仑叔父一炮轰散革命群众，然后把法国革命的空洞理想挂在刺刀尖上向外输送之同时，北美革命尘埃落定：1800年，连续执政三届政府的联邦党人选举失利，政权和平转交给反对派，建立政党轮替。此后狗咬狗也好，驴咬象也罢，以“共和”与“民主”命名两党，准确之至，人类第一次在“共和”平台上和平实现政府权力的“民主”交接。从此北美无革命，若有之，则是在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与应时启动的弹劾程序中依稀可见，但那已经是反革命的“革命”。
§§1787与1793：共和在下民主在上
令人意外的是，1800年继任总统的杰斐逊一度热衷法国革命。当汉密尔顿、莫里斯和亚当斯担心法国偏爱“闪电而不是阳光”时，杰斐逊却为这道炫目的闪电欢欣鼓舞。后者也曾担任驻法大使，也不断写信给新大陆报道巴黎和外省不断发生的事件。与亚当斯、莫里斯不同，杰斐逊热情洋溢，为之雀跃。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宣称，世界只属于活着的人，即所谓革命周期，20年可以再来一次。麦迪逊读后深感不安，他力图使他的弗吉尼亚老乡冷静下来，（28）并提出两点劝诫，首先，两代之间存在一种持续性；其次，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为人民拥有变更和废除“糟糕透顶”（29）的政府的权利而辩护，但他对于动辄革命持审慎态度。（30）此时杰斐逊理解的美国革命，是人类“解放”。他认为，美国革命“赐给了我们一本签名簿，在上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意地书写我们高兴的东西。”这很类似20世纪同一类人的豪言壮语。杰斐逊理解的“解放”，一如法国人追求的是“解放”，而不是“自由”。“解放”是“无边界自由”，一旦遭逢他人自由，则毫不留情地踏过去。杰斐逊忘记了此前在殖民时代的弗吉尼亚议会的工作，忘了他作为一位档案保管员为该州宪法和立法记录所做的努力，忘了他曾对撒克逊宪政的羡慕，也忘了他自己说过在1776年，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希望回到他们在国会建立之前已经很熟悉的，并早已确立的权利和自由上，只不过那些权利后来被乔治三世剥夺了。
麦迪逊多少能影响一点杰斐逊，当后者上了一些年纪，渐渐认同周期性宪政改革，而不是周期性暴力革命。（31）他本身也有政治家的另一面。还在巴黎当外交家的时候，他曾告诉约翰．亚当斯的女婿说，如果1787年他在里士满，就有可能采取马基雅佛里式的前后不一：“倘若我在美国，我将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边，劝说剩下的4个州别忙，等《权利法案》附上去后再同意。”（32）
此处亦如“闪电”，照亮这位政治家个人的人性深处，亦照亮一个时代的政治纵深，与其称之为马基雅佛里近代翻版，不如称之为“杰斐逊里士满谋略”？它确实导致后来两党制的起源，而两党之争，又反映美国制度里的二元共生，即所谓麦迪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相互缠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能比这一段当事人当时所言说得更好。
杰斐逊既能热血沸腾，也有聪明如冰雪的时候。为什么“先要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
边”？而不是颠倒一下时序，先反对，后同意？这是因为他要比后来的追随者更为明白，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起点：他们在观念层面可以先“闪电”，后“阳光”，“闪电”总是比“阳光”夺目；但在制度层面则必须反过来，“阳光”在前，“闪电”在后，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国模式，先建立一个必须拥护的制度。1787在前，容得下1793；1793在前，则必然吞噬1787。这是两个普通的年份标志，是时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结构秩序：共和平台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过来，左翼如建制度平台，则几乎成断头台之同义。1793在法国，当丹东在罗伯斯比尔的左翼平台上提出共和性不满时──“塞纳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个断头台上汇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归宿。就象所有正常人一样，杰斐逊明白这一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