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法国可让中国的新旧文人称心。他们是更深层次即文化层次上的
    “姊妹”，历史来源不一，文人病如一。法兰西的政治身首异处，
    “生活在别处”，政治中的可变因素不在政治，却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于文学和观念领域之中。按托克威尔说法，如果法国人能够有数年一度的三级会议参与政府管理，哪怕他们能够持续参加地区一级的议会，加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对具有真空纯度的纯粹理论保留必要的怀疑，不会让作家们的抽象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寻找政治权力与知识份子权威分离的社会学原因时，托克威尔抱怨：法兰西民族疏远具体事务，厌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无能为力去改革它，同时，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托克威尔发现，法国“权力No.1”即“君权”，并不是结束于其他状态，而是结束于这种精神分裂症。文人们远离政治，却能够在文学或者哲学氛围中谈政治，而能够谈的却又只剩下他们！这使得文人有更大的空间更热忱的勇气向深处挖掘政治的“文化老根”，何况这个政府还悬赏出题刺激这些谈论。

    §§北美“革命者”看法国革命

    那一代美国领袖是法国革命的目睹者，甚至是亲历者。征鞍未解，彼岸革命就已上马，当然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并逐渐担忧起来。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后来都参加了费城制宪会议，那55个人的签到本给左翼史学家提供了阶级分析的最好文本。根据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统计，55个代表多半是实业人士，至少是律师，唯独没有“脱产脱业却能够内在超越”的文人哲士。这些人参加制宪会议带进费城独立厅的东西有：殖民时期参加议会活动积累的“阶级局限”，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性格”，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养成锱铢必较而又不拔剑决斗的“庸俗习气”，新教氛围中形成的“克制与礼貌”；甚至还有英式议会辩论时面对.主持人发言，而不是向他的辩论对手直接攻击的“虚伪习惯”。法国革命后来发生的议会辩论，让他们瞠目结舌：几十个革命家面对面咆哮，革命群众则围坐在中间的走廊上欢呼呐喊。即使后来有所节制，主席也只能规定允许四个革命家同时发言，而革命家如还不耐这样的辩论“程序”，那就立刻上大街敲响警钟，再来一次起义。让美国人不敢想象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这样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新人类”在法国18世纪出现，以革命为职业，先是干革命，后是吃革命，除了革命一无所有，除了被政敌很可能是另一群革命家推翻，也找不到退出政治的回归路。反过来，让法国人回看华盛顿，只干两届就回归波特马克河边的农场，那不是回归正常，而是暴露革命同路人的最终局限，重回有产有业者的庸常泥潭。

    约翰－亚当斯在接任华盛顿之前，当过驻法大使。1778年北美战争胜负难定，他却只能在大洋彼岸宴请巴黎的文人型思想家，耐心倾听他们的启蒙哲学或启蒙文学。结果发现，这些人不仅沉湎于“幻想”，而且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事务根本就是无知(1)。对中国五四青年来说，下述姓名如雷贯耳，至少应该和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联系在一起，但在当年这位镶嵌在华盛顿和杰斐逊之间做过第三任总统的美国革命者眼里：杜尔哥是个缺乏“判断力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伏尔泰是个“撒谎者”，卢梭是个“纨绔子弟”和“好色之徒”；孔多塞是个“骗子”和“白痴”；达朗贝尔则干脆是个“寄生虫”和“虱子”！

    他那时就担忧法国人偏爱这些人的抽象理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杜尔哥空想的政治抽象观念，特别是关于“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体理论，神秘而毫无意义(2)。孔多塞如果仍旧保持一位哲学家的身份，那将无害，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立法者，他却加速摧毁了他曾经追求过的德行。亚当斯特别不能接受孔多塞所述人类无限的完美性和永无休止的进步性，尤其对后者所信仰的知识份子是人类“永恒的施主”，更是轻蔑至极。亚当斯警告说，对于天才人物的崇拜，构成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新神话，这个神话以不犯错误的人代替了上帝。孔多塞写道，法国宪法原则比美国宪法所提供的原则更完美，更正确，更深刻，更实在。亚当斯在这一页书页边连写了四个惊叹号：“完美！正确！深刻！实在！”(3)。亚当斯也是革命者，但他大概闻到了另一种气味。审美与唯美是文学领域里最正当的驱动力，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美学将翻转为专制，不负责任的空谈将翻转为断头台疯狂起落，政治领域里的文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嗜血或许会构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