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的错位。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是保守抑或激进，论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往往是一方在文化层面看问题，另一方在社会或政治层面看问题。比如，余英时和姜义华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或激进有针锋相对的观点，原因基本上是视角不同。余是从思想文化的主潮著眼，姜是从社会力量角度著眼。对胡适的评价也会有这种分歧，从反对传统文化，推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看，胡适是激进的，而从政治上的改良态度方面看，尤其对国共两党斗争所持立场方面看，胡适是保守的。所以很长时间有一种怪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骂胡适激进，而大陆的政治批判则骂他保守和反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也有这样的问题，海外人士著眼于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称文革的酵素为激进思潮，而大陆人士则强调其「封建余毒」的因素，认为指定接班人、呼「万寿无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源自马列主义，而是封建传统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视角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第四种，认识新旧自由主义的错位。相对于维护封建主权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曾经是一种新锐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后，自由主义逐渐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在本世纪，随著社会变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与挑战，加上内部学理性的探讨，传统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为改变。主张国家干预，重视社会平等和福利的人成了新自由派，他们将坚持个体主义、自由竞争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而言，中国的发展慢了一拍，当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髦时，它实际上是针对新品种的新自由主义，即社会自由主义，它保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之前的传统，而在中国，新保守主义恰恰是针对尚未成气候的自由主义的。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是要维护和巩固自由主义，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不要自由主义。

    第五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错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有若干世纪，现代性及其所包容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等价值早已得到确立。当后现代主义向这些主流价值挑战时，它无疑是激进的，具有一种反叛性；它要批判性地反思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化形态的东西。如果不经消化反省，不作取舍地将后现代主义平面横移到中国，那么它的锋芒所向将不是理应批判性反思的旧意识形态，而是中国几代人努力争取但尚未到手的民主自由理想。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错位，也是激进和保守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中国之间的错位。

    中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我们曾长期藐视科学、践踏理性、鄙视文化、蹂躏人权、闭关自守、自外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拨正了航向，但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旧的东西不但远未消失殆尽，反而极为活跃，力图全面卷土重来；新的东西不但远未形成主流或体制，反而在风雨飘摇中有夭折的危险。貌似激进的「后学」所攻击的，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取向和进步传统，扮演的角色确实是新保守主义。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许多研究后学甚至提倡后学的人仍然认同现代化和民主取向，但是，在文化界喧嚷得最厉害的若干后学家，其立场和观点是相当明显的。本文接下来集中讨论中国后学的大错位及其保守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