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情、现代化和批判

    对于中国大陆的后学家来说，有一件事情使他们相当为难，即一些西方著名后学家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界限。比如中国文化界最为熟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 ），他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就像是专门要事先告诫：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像和实验的基础，它在尚为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断言：「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像的。」他把脱离生活条件的超前引入称为「画饼充饥」。

    只有少数后学专家愿意正视上述问题。王宁在为《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对上述西方学者的主张回应说：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只能出现在西方（请注意「出现」和「接受」的区别！），但由于天体力学、量子物理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时空界限大大缩小了，致使「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后现代』色彩，追求时尚的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可能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超前意识」，于是在当代中国先锋派文艺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变体。陈晓明在论证「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时说：「当代中国经济虽然处在欠发达的『前现代化』水平，但代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高科技产业却也方兴未艾，『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近象也初露端倪，即使就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并不是找不到培植『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以上两种论证本身有种种问题，这伫不必细究，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得出某些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结纶：一，中国目前仍处于前现代化、前工业社会阶段；二，因此，现代化导向对中国有正面价值，它应该被肯定而不是否定，现代化现在是中国尚未达到从而应该追求的事业，它应被大力推进而非拒斥；三，即使少数趋时尚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搞超前实验，后现代主义也不应成为宏观的社会、文化批评的方法或基准。

    中国要现代化，这是全民族的共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现代化的漫漫旅途，其间充满了挫折、失望和教训，失去了不少时间和机遇。除了外敌入侵之外，中国现代化事业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不能确立与此事业相应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始终有人把现代化当成是西方包藏祸心的阴谋，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承认西方的先进性，总想另辟新路，走捷径。这两方面往往互相联系，表现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代中国的后学，恰好具有这种抗拒现代化的特徵。比如，刘康最近把自己的立场表白为「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他却一点也没有论述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现代化，中国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只是反覆强调要批判「市场万能」、「资本主义万能」、「一元决定论话语」、反对「把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加批判地当成绝对和普遍的标准」。由于没有具体所指，这些批判要么是无的放矢，要么是官方批判「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上，可以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实际上，现代化的选择、制度创新等等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最好认真思考一下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前提：人类并不能凭主观愿望和对理性知识的自信，来为一个民族规划全新发展道路。要尊重既往的经验，既包括西方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我们失败的经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有一蹴而就、扬眉吐气的动机，对其惨痛的经验教训麻木不仁，想化腐朽为神奇地从中打捞出「后……」的优越性，恐怕要有指鹿为马的本事才行，比如，这种说法就令人啼笑皆非：「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对文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七、八年再来一次」指搞「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说它的本意是专政倒不错，但要从中转化出直接普选，恐怕要比把羊头接在狗身上更难。问题是如果鼓吹者还有一丝民主理念，「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太容易想到了，稍有一点近现代政治思想知识，或稍听说现代民主国家的作法就行了，何需苦海捞月？这是不是表露了一种拒绝和憎恨「西方经验」的心态呢？在另一位经常借助萨依德（Edward W. Said ）的「东方主义」的后学家那伫，抗拒现代化的思想表露得更坦白和彻底。对他来说，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他的价值取向相当清楚，他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当成「资本主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