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彻底的（即走火入魔的）后学敢于否定现代化取向，甚至对「进步」这个观念加以质疑，那么，除了挑明价值立场的不同，是否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呢？不是。后学最爱以「挑战」、「叛逆」自我标榜，所以我们可以就「批判性」进行对话和讨论。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判」都具有褒扬的含义，后学引为自傲的，是它对当代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它谴责的是无批判地接受，称之为投降。问题在于，批判的正面意义，来自于批判者对自身所处传统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应该是自我批判。在西方，不论是卢梭、康德、费尔巴哈，还是尼采、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批判的矛头所向，都是自身所处的社会或思想、文化、宗教传统。在中国，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是因为批判中国本身的传统而为新文化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我们能否设想，严复会因为批判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而彪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特徵之一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弃旧图新、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尽管有先辈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但中国社会还未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自我批判机制。1949 年前后的执政党，都对批判采取压制态度，把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者称为「外国势力的走狗」。从50 年代起，大陆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批判传统，这就是：一批知识份子，批他们「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二批外部思想文化，批「帝修反」，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在此期间，西方社会借助于科技革命和自我批判、自我调节变革，不断发展，我们则充分利用西方的自我批判、自我揭露，以证明其腐朽性和自己的优越性。

    中国的后学家们应当反思一下，你们的批判是符合卢梭、马克思、后现代传统，中国五四的进步传统，还是50 年代以来的另一种传统？

    批判精神之所以可贵，批判者之所以可敬，是因为批判往往是吃亏甚至要殉道的事，而决不是讨巧的事。当然，也有人采取这样的立场：批判那些可以批判或允许批判的对象，不批判不准批判的对象。徐贲把这种态度称为「舍近求远，避实就虚」，说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