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

    有人对问题转换反应迟钝，或者囿于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市场经济继续搞下去，一切道德、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更有人担心，对社会上种种弊端奋力抨击，会不会导致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确实，否定改革和现代化的吵嚷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与批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现代化社会从前现代中脱胎而出，发展至今，始终逃脱不了批判；还有人自感无法在替新体制除弊与替旧意识形态招魂之间划清界线和掌握分寸，因而放弃责任。问题的微妙和麻烦在于，从典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看，厌恶物欲横流、痛斥斯文扫地、批判机器统治时代的人物，如巴尔扎克、劳伦斯者流，多半是能看清历史潮流的守旧派，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还有停滞甚至逆转的可能，人们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并非筋骨强健、甚至还是伤痕累累的现代性躯体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从欧美扩大到当代的亚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是否现代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如果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门阀政治、族权经济，是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是精神文化价值的丧失，那么现代化将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众的诅咒，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使忍无可忍的人们宁愿受过去的苦而不愿遭现在的罪。

    不管你是否赞成，不管你左顾右盼、进退两难的心情是否有根据，批判的旗帜一定会打起来，问题只是由什么人举这面旗，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以什么理论为武器。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当稀薄，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以其唯美主义的风姿令人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