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还努力挣脱闭关锁国的藩篱，大力争取利用外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时，有人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成为跨国资本提供机会的场所，正面临变成新殖民地的危险。

    应当看到，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只能取其神髓而决不能用其皮毛。

    这里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马”理论的问题，只能对其阙失面随意点触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比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从而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祟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把现代性当成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他们的论调是否全部适用于现代化刚刚起步并且步履维艰的中国，值得认真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