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朋友的“述职报告”。－－题记
求学的时候是最快活与最轻松无忧的时间，一生中，也许就只有那么十几年可以在其间渡过。犹记得，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梦想，比如医生为病者排患疾、比如老师教书育人、比如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展现于人……太多的美妙仿佛一个太高的起点，让我措手不及地接受大学毕业后一年的漫长等待。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上学－毕业－工作”了，一切都走入时代的正轨。
在大学里，我是非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学生，过多地学习着书本理论，所以我平时就是不上课，考试也能拿到学期奖学金，于是有同学认为我是神。我总是用着一种不同常人的方式在学习和实践，在毕业前的实习里，带了一个初一班一个月的语文课，我从来不备课，上课不用课本，要学生先预习新课，第二天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熟悉课本知识，把学习的主动权完全放在学生手里，结果一周下来的学生测试，居然只有五个人及格，高分率1.5％。指导教师要我仔细想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我无可置否，学生在短短时间内习惯不了我的教学方式，何况他们才接触初中学习？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一直担任教师工作，在教学上一定会有新的突破，因为现在提倡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但是我终不能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了，大学毕业一年后，通过竞争上岗，我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在一个小镇的计生站挂任镇所辖村之一的村主任助理，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农民，走进了农民阶级。这都是在此之前，我所始料不及的，可是人生价值总得有个地方去体现，在当时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我只能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当起人民的公仆了。
由于分配在镇计生服务站，第一天报到就被不知谁是领导，谁是一般干部的三个女人拉下村去，他们分别一个瘦精精、一个胖呼呼而丰满、一个头发乱糟糟走着内八字脚，那一胖一瘦看起来都挺精明的样子，那外形不大整齐的却有些让人忍俊不禁。镇里下队是出车的，坐在车上前往目的地时，她们说是去搞妇女孕、环情检查。到了村就跟着他们瞎走，也不知哪村是哪村，只晓得走了一家又一家，一会东家，一会西家，进得有人在家的门去，就让那家的年青女子弄些干净的尿液来，然后用一种蓝白色的细长纸条插进尿液里，不一会就出现红色反应条，最后那个大内八字脚的拿出一个小红本子来写上些什么，递给那被检查的年青女人，要她收捡好。就到下一家去了，我诧异，这就叫做妇女孕、环情检查？边走边看着，那三个女人都叫我多学着些，以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负责了。我的嘴差点没张成Ｏ型，原来农村工作就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占地范围比较宽广的村子，共有七零八落的八个自然村寨，将我的“战线”拉得很长。镇领导将我送下村的那天，才发现居然是第一天上班到过的那个村子。不管怎么样，那天熟悉了几个主要的村干部，看了村里给我安排的住处，然后吃了村里热情地安排一桌酒筵，大家叫着我小崔，灌下一碗当地的土酒，结果弄得我话都不会说了，什么以后多多帮助、多多关心、多多教育的话全跑出来。那村长一听，顿脸都拉了，我想他肯定是觉得我这大学生话都说不利落，敢情是来下放劳教的。领导们酒足饭饱后，就打道回府了，说是把我交给村里了。看来我真是被下放了的知青，大学里的一切梦想都要这个落后的村寨里被一点点磨灭，让我明白，走入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真的不等于理想。
其实下村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隔三差五地自己出钱搭车（单位的公车是为领导安排的）到村里，转上二三个小时就算一天工作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镇政府里参加一些大型的资料准备工作，应付即将到来的各种检查。直到那年的七月里下了一场大而长的暴雨，涨潮的洪水把大半个镇区淹得一片汪洋。为了真实地统计灾情，我风风火火地在村长的陪同下，把整个村子在一天之内走完了，和我同样被累得气喘嘘嘘的村长直埋怨我工作没经验，却也只得跟着我满村子走。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应该坐着等，他安排村小组长去做这些统计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走完全部村寨，每一个小组，每一块田地。
村里安排的那间小屋，我一次都没有再进去过，记得第一次进去看到的那些见到人都毫无顾及出入的老鼠，总让我不寒而栗。我只是在每个季度妇检时，学着第一次下村时那三个女人的方法，给村里年青的妇女搞简单的妇科检查。或是到村里出出宣传栏，公开一下有关的计划生育政策或是指标。起初我到村里，是很难找到检查对象的，后来才有村民告诉我，因为不熟悉，许多人都以为我是来抓丁的（也就是把计生手术对象请去做手术）。不久之后，我和那些年青的妇女都熟悉了，谁家姓甚我谁，谁家有几个小孩，什么时候出生的，是否是计划生育手术对象等都搞得一清二楚。在检查时，也会像模像样地通过其尿液观察一些所谓的病情。同时，宣传一下有关的计划生育知识，打消未术者害怕被“捕”的顾虑。在手术对象中，每个符合结扎手术的女人们都极端地害怕，谁也不愿意把健康的自己送去在肚子割上那么一刀，虽然这种男女结扎手术，其实不过是将输精或输卵管捆绑或是剪断捆绑。
村子里有几个村寨是在大山的最深处的。因为早在解放战争以前，这里办过一个矿厂，所以仅且只有一条大路可以直通山脚，再有就是山寨的尽头那条顺着小溪直流而下的山间小径，直连镇政府所在地。每次我踩着碎石镶嵌的黄泥小径，欣赏着一路的青山密林，走入村子最深处时，都会有种走进原始的感觉，那里的村民太过于淳朴，走在路上遇见了，他们一脸憨厚地笑着，叫我崔同志或是崔村长，于是我浑身起鸡皮，竟还是喜欢有人称我为小崔的。寨子里到处是放养的鸡和狗，山上林子里有马和牛，村民有的在地里劳作，有的在院子里忙和，有的赶着猪儿乱跑，有的带着小孙孙转来转去……一派世外田园的景象。农户们总是很热情的，有的时候还没窜完整个寨子，饭就吃好几顿了、茶 都喝好几杯了，总是不好推辞的。有次同事打趣我，吃人不穷，胀破你狗肚。
小娥的家是我唯一没有吃过饭的一户人家。她的家在村子的最末端，其实也不是她家，是她男朋友的家。说是她男朋友，是因为她和他并没有一纸婚约，只是二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而小娥是我工作的对象。小娥的家是一栋很老式的木石结构的二层房子，站在她家门口，看到门条上很多写着咒语式的横幅和字条，看不懂什么意思的雨字头文字，听说屋主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半道士，头发留得老长，戴着道士标志的帽子，老婆早年给他生了一女一男就跟人跑了，现在他独自摆了张床，一人住在楼，自己开火做饭，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外出“云游”每年年关才回来。在自己大块的责任田里种粮食、种蔬菜，几乎一年不愁没吃的，有可能的话还送到集市上卖掉，赚些钱。好几回我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他挑着一点点小菜，一摇三晃地在路上走着。
小娥是我们搞人口普查时清理出来的流动人口对象，那时我竟然不知道她在村里住了一年之久，按普查规定，已算是常住人口了。小娥挺着大肚子，更招摇地说明我了我的失职。于是我开始说服小娥去手术，把孩子引掉，虽然美国人常拿这个来抨击中国的人权，但我不得不为我的失职而弥补，因为小娥如果把孩子生下来，不但会影响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而且他们的生活会极端困难。半道士的家境非常贫寒，家里没有像样的炉子，摆设虽然干净，却没几件像样的东西。住在这样的家里，小娥曾告诉我，如果没有男友在，她是万万不敢一个人呆着的。可是她自己是没有主张把孩子怎么处理的，男友说了，她要流了孩子，就不要她了。而小娥已经离家出走长达一年之久，家里人为这事已经把她骂过了，也恨过了。我和同事去看小娥一次，她的眼睛红一次。我见过她的他，是个样子还小的男孩子，外表很不错，我想小娥是爱上了他的长相吧，一种单纯而没有理智的爱。
我喜欢往小娥所在的寨子跑，一个原因是因为要做小娥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那里盛产美男。除了小娥的男友，寨子里好几个长得极标致的男孩，只是手脚都不太干净，寨中一大户人家的儿子由于偷盗电线，我初进村工作时，就关了进去。
小娥有了转变，是因为在他们准备把唯一的马卖了作营养费的时候，小娥的男友出事了，他步了那个寨上大户人家儿子的后尘，在一个清晨被警察带走了。那个家就剩小娥一人了，没着没落的小娥欲哭无泪，挺着肚子去看了他几次，判下来居然要分离一年多的时间。
一个很冷的早上，小娥主动跑到单位来找我，要求引掉孩子。
孩子引掉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她是第一胎，指导站要求她交三百元意外保证费，小娥准备的营养费却只有二百多元。我当时正处于月底，也没有什么钱了，身上仅有五十元，全数借与她，小娥揣着钱，挺着肚子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小娥，不知道当时的她受了如何的苦，但我想肯定不会好过。
小娥走之后的那年，我也由村里调回政府，在办公室担任名符其实的秘书一职，再没机会走进那个七零八落的村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