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来也收了一个徒弟，但是个老徒弟。是个结过婚的洋岗子（媳妇），叫哈迪娜的。这是一个付费徒弟，就是一边学手艺一边给师傅打工的那种，每做一条裤子我们给她分一半的工钱，但是得由我们来裁，来烫，来做手工。哈迪娜很胖，她和她的缝纫机一搬进来，我们的小店剩下的空隙就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子站了。要是她想站起来取个东西，所有的人都得全部让到门外去。哈迪娜小儿子常常会跑到店里来黏乎她一阵，缠走两毛钱买糖。小家伙已经到了捣蛋的年龄，但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他的捣蛋必须得被人所忍受。经常看到小家伙脚上穿着鞋帮子，手里提着鞋底子，鼻子冒着泡泡，满小镇串着消磨童年。其实哈迪娜真的挺不容易的，带了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小学都没有毕业，还等再过一两年再能给家里做点事情。我们要哈迪娜来帮忙，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确需要有人帮忙，原因之二是她一句汉话不会，通过和她极其困难的交流，可以货真价实地学到几句哈话。果然，哈迪娜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知道了从最基本的针呀线呀到各种颜色，从高矮胖瘦到薄厚长短、从元角分到好坏便宜贵等等与做生意密切相关的词汇，另外从一到十的数全部能数得下来了，腰啊、肩啊、胸啊、臀啊什么的更是用得溜溜的。裙子、裤子、上衣、马夹什么的也都能一听就懂。讨价还价的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再也没有人能够用二十块钱就可以从我们这里买走一条裤子了。当然哈迪娜也受益匪浅，从最开始的只会用汉话叫个老板，到后来可以汉哈交杂地跟我妈交流育儿经，甚至还可以清楚地向我们表述她的弟媳妇有多坏，还例举了一二三四。可惜除此之外，她做裤子的技术实在没有任何进步。平均每天磕磕巴巴做一条，稍微顺一点的话能做一条半。速度慢不说，做出来的裤子门襟那里总是拧着的。怎么给她说都没用。我妈就把那条裤子穿在自己身上，把毛病耐心地指出来给她看。她这才终于明白过来似地，啧啧啧啧地研究半天。最后，把我妈上身穿的毛衣扯扯直，一下子就严严实实遮住了门襟拧着的部分从那以后，她做的裤子的门襟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拧着了。我们拿她毫无办法，总有一天这女人会砸我们娘儿俩的饭碗的。开始和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还想指望这个哈迪娜能够充当一下翻译的角色，结果，什么话一经她翻译，就更难理解了。比如我们很简单的一句问话想穿宽松一点还是刚合适就好？一经她转口，则会一下子异常复杂，狠狠地难为别人好半天，推敲琢磨好半天，才能勉勉强强，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回答出另外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天知道她在其中做了什么可怕的加工还不如撇开这个人直接和顾客面对面地，用手势，用表情，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地交流来得更可靠点。

我们想辞她，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个女人笨是笨了点，但人家又不是故意笨的。后来幸亏她自己走人了，她家里实在是家务繁忙。于是不久后，柴丽克来了。每一个哈萨克女人似乎终生都沉没在家务的汪洋里，也不知道从哪找了那么多事来做。而男人们在外面干完活回来，鞋子一踢，就齐刷刷往炕上躺倒一排，一直就那样躺着，直到茶水饭食上来为止。整个喀吾图只有一家汉族老住家户，那个当家的男人被当地人取笑了二十多年，就因为二十年来这家人的水总是这个男人出去挑的。当地人哪里见过男人挑水？三九四九天的，过着寒流，都是女人出去到河边弄水。女人不在了就小孩出去挑。七八岁、八九岁的小孩也不放过。这可能是祖祖辈辈的游牧生活留下的礼性吧。那个时候，男人出去放羊，一去几天，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而且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回来得到家人最周到的服侍这没什么不应该的。男人干重活，艰苦一点；女人干轻活，繁忙一点。很公平的。可是这些年定居后，开始种地了，还这么分工就太不公平了。北方的土地，一般来说一年一产，本来就漫长的冬天会因此而更加漫长。闲过一个冬天后，差不多就闲习惯了，开始农忙时，也闲闲地农忙，忙也就那几天，其它日子就呆在家里等着种下去的东西慢慢长熟，顺便等着一天的三顿饭吃。要是哪天听说自家地里的渠水不畅了，就扛把铁锹去理一理（放水是上面的水库统一管理着的）；听说地边的围墙垮了一截子，过两天就去修一修。甚至地里的荒草，肯定是长得比麦苗还旺的。如果让他拔一下，则会让他实在不可理解。听说哈萨克族没有拔草的习惯，伤害牧草是罪过的事情。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些农民们地里活干得最好的只有麦地周围土夯的围墙。那墙又结实又高大，说是防牛羊的，其实防贼都没有问题了。到底是力气活呀，太阳下出点力流点汗就行了，和侍弄庄稼是没法比的。一般来说，干农活，什么都是听村长的村长通知下种，就老老实实下种，村长通知收割，就一轰而上收割。村长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就心安理得地什么也不做。村长真不容易呀。定居后的哈萨克人刚接触农业实在没多长时间，虽说现成的经验也从别人那里学来了一些，但都是生硬地学来的的，其中一些微妙的东西是一时半会儿把握不了的。农业对他们来说，陌生，浩大，艰难，甚至有令人不敢完全依赖，不敢完全投入（其实他们的游牧生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感觉也同样如此）。哪怕是某一年丰收了，赚了，也丰收得茫茫然然，赚得心里没底，死活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