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与致病菌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在漫长的几千年中，人类一直是这些微生物的手下败将。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人们在面对细菌性感染时几乎束手无策。

直到1941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后，局面发生了改变，金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多种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们相继发现了链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等多种抗生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200余种抗生素相继用于临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可以说是抗生素的全盛时代，面对细菌，人类拥有了大批火力强劲的武器，几乎无坚不摧。

然而，人和细菌的战况瞬息万变，上个世纪40年代被青霉素摧毁的金色葡萄糖球菌在50年代末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产生了能分解青霉素的青霉素酶，青霉素开始失效。聪明的人类在1959年又合成了抗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但仅仅两年后，对甲氧西林耐药的葡萄球菌又诞生了，除此之外，它还对其他所有与甲氧西林有相似结构的β-内酰胺类和头孢类抗生素都有一定的耐药性。更复杂的抗生素出现了，但这种耐药菌不断地获得更强大的抗药性，这就是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

不只是耐药性葡萄球菌，其他超级耐药性细菌纷纷登场，1990年，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耐链霉素的“食肉链球菌”被发现。2000年，出现泛耐药绿脓杆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西力欣等8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达到100％；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对16种强力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

医学界开始意识到，一种抗生素投入临床使用的第一天，它的疗效就开始下降。抗生素只要使用了足够时间，就会出现细菌的耐药性，而且这种耐药性是不断进化的，随着抗生素的广泛频繁地应用，耐药性也从低度耐药向中度、高度耐药转化。“因为生物要延续它的种族，它要产生一些抵抗外来侵害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对细菌来讲就是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细菌最开始通过基因突变获得了耐药的能力，在抗生素的包围中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基因突变的频率十分有限，因而要产生像“超级细菌”这样多重耐药菌还得依赖于细菌的又一遗传特性——水平基因转移，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特性，就是不同种类的细菌可以互相交换遗传物质，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质粒交换”。最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和2010年流行的超级细菌NDM-1正是通过质粒交换获得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而成为超级细菌。

与细菌迅速扩张的耐药能力相比，是全球抗生素的研发进入一个瓶颈状态。王明贵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比细菌跑得快，每5年诞生16种新药，此后抗生素的研发：2003至2007年5年间只有5种新药上市；到了2008年，全球仅诞生了1种新药；而2009年和2010年两年基本上就没有了。”

“超级细菌越来越多，有效的抗生素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后于细菌了。”肖永红有些遗憾。

抗生素的滥用

超级细菌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强大，实际上，它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正是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造就了超级细菌。

“抗生素在细菌耐药的过程中间起到诱导和选择的作用，抗生素用得少一点的时候对细菌诱导和选择的能力就差，用得越多，让整个环境中抗体存在大量残余，细菌就会接触，自然就会产生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如果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2010年引起全球轰动的超级细菌NDM-1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输入性的。但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它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本土有滋生超级细菌NDM-1的土壤，而这几个国家正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特别是中国，作为抗生素生产大国，每年14.7万吨的抗生素产量，仅有3万吨用于出口，其余全部留作自用，人均年消费量138克，而美国的这一数据是13克，因此医学界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容易，买抗生素难；在中国买抗生素容易，买枪难。

在中国，抗菌药被视为万能药，小到感冒、发烧、咳嗽、拔牙，大到外科手术、肺炎，无论是医生、药店还是病人，首选药物就是抗生素，在我国销售量排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生素。“抗生素在老百姓家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动不动就买这个药来吃。”肖永红说。

事实如此，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菌药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菌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