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书稿寄出去后,终于盼来一家出版社的答复,邀他到北京改稿。付出总会有回报,这一刻,他似乎品尝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从小城高密到首都北京,坐火车不过十来个小时路途,但对文禄来讲,是乎是那么的遥远和漫长,因为他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路。因是自费来京,钱袋羞涩,他住不起旅馆,只好借宿在北京西郊八角村建筑工地一位同乡提供的工棚里。吃的是从家里背去的 20多斤干火烧和辣椒、萝卜条。到那些名人家里拜访,为了不扑空,专门拣吃饭的时候去,人家请他们一块吃,分明肚子饿得咕咕叫,还硬说已经吃了饭。从专家名人家里出来,往往是华灯高照、夜深人静,只能是饿着肚子往工棚赶,赵文禄借用杜甫的诗句风趣地告诉我们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我们当时的情景虽然与杜甫的年代不一样,但也够悲辛的”。过了一段时间,天已转暖,他买了一床毯子,进城查找资料时随身携带,到处打游击,公园、车站甚至是陵墓群,走哪睡那。一次,他行至石景山路段时,实在是太疲惫了,就在一棵白果树下脱了鞋子、枕着毯子休息起来,竟至昏昏睡去,几个调皮的玩童路过此地发现他后,以为是个沿街乞讨的乞丐,竟捉弄起他来,将他的鞋子偷偷甩到树枝上去了。写作需要较为安静的环境,工棚无法提供这种环境,情急之下,他躲进一块风水宝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瞿秋白烈士塑像前的条石上摊开书稿,阅改起来。一连数日,每天早晨他最先走进公墓,傍晚他最后走出公墓,饿了就吃一块发硬的火烧,困了就躺在烈士的墓旁睡一觉。此情此景,是一幅多么绝妙的笔耕图啊,一介书生沐浴着革命英烈的浩浩长气,为党风事业奋笔疾书,真可谓“烈士有灵应笑慰,旌旗自有后来人。”
苦则苦矣,更何有甚!那年五月中旬,文禄几乎同时收到三封来信和一则通知。一封是工作单位同意他应聘到某地委党校的公函;一封是那个地委党校原负责同志写的,因某种原因已不宜前往应聘;第三封是来妻子的来信,说:“决不能去XX,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要做强者,留下继续奋斗吧!”一封是某出版社的退稿信。屋漏偏逢连阴雨,严酷的考验如同猛虎下山,击打的赵文禄两眼发黑,摇摇欲坠。
冥蒙中一年来遭遇的不幸,一幕一幕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一是发生了职称评选问题;二是家中发生失窃事件;三是家中连续四位亲人相继去世;四是在处境异常艰难时,为改变现状,响应太原市委党校的招聘,想通过调动工作改善自己的处境,当校方将录用通知书和商调函寄到单位后,却因种种阻碍和困难没能成行。眼下这一次更惨了:满怀的希望化为了无情的泡影,欲留不成,欲去不能。苦熬、苦拼至今,书稿无着落,囊中更羞涩,已无法在北京生存下去……
在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极度打击下,赵文禄伤心之极,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跌跌撞撞地奔出工棚,昏天黑地四处逛游,急于寻找一种解脱方式,以遏止精神世界的崩溃和爆炸。他踽踽独行,竟在一处小地摊上买了三包老鼠药,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绝望使他产生了寻死的念头。怀揣鼠药,他两脚似灌铅一般的沉重,蹒跚中忽明忽暗的理智还在提醒着他,远行之前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写一份壮怀激烈的遗书?还是给人世间留下一点别的什么?一时他也盲然了。回到那间简陋的工棚,望着那些摆在四处的用自己的心和血凝聚成的书稿,他的心彻底破碎了,竟然失声的痛哭起来,“命运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的捉弄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活了!”他知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不能就这样无情无声的悄然离去,他有三封信要写,一封给娘,希望娘不要为不孝的儿子痛苦悲伤;一封给妻,希望妻子保重身体,带好女儿,别让女儿长大后步自己的后尘;一封给好友贺惠邦,希望他将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