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党再次经受了考验，但是无论“九·一三”事件还是“四人帮”的兴衰史，无一不浸透着深重的历史教训。此时，文禄已调任潍坊地委党校哲学理论教员，几年来孜孜以求的寒窗苦读和拼搏努力，使他具备了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学会了使用马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批判和认识党内的非常事变，并进而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将自己选攻的研究课题命名为“党风与世界观”。他论证道：世界观是党风的思想本质，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他进而喊出一个十分响亮的声音：“风格即其人，党风即其党，党风是党的生命线！”在当时，喊出这样的声音不仅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更要有相当的魄力和勇气。早在五十年代，哲学家杨献珍就研究过党风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后来成为康生等人残害他的一个重要依据。赵文禄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他对自己的研究开始时是谨小慎微、疑虑丛丛，就象一个上山砍柴的孩子，知道是有山规的，哪一根树枝能砍或不能砍，他还拿不准，只好问问看山人。
　　眼力不行，可以借助于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数年时间里，他修完了大学研究生专业课程，阅读了大量马列原著及参考书籍，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卡片和体会，陆续发表了一些党风与世界观方面的文章，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1982年6月的一天，他盼来了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同志的回信：“关于党风和世界观问题，以及党风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从你的信上看，你在认识方向上都是对的。希望你循此方向研究下去，一定会做出成绩来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可大胆地写，在党校的哲学讲坛上大胆地讲，这是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直到今天，他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杨老的来信。因为“大胆”，杨老一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牢狱和流放中度过的，但他仍执着地认定自己的追求，那不是出于对党的爱戴之情又会是什么？他鼓励后来者“大胆”，决不是要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让他们也去尝尝铁窗之苦，而是因为他以丰富的阅历和超凡的睿智，认定了时代的旗帜毕竟正在抖掉愚昧的灰尘，历史在他身上发生过的那种悲剧已经不大可能在年青人身上重演了。此后，杨献珍在近10年时间里接见赵文禄达30多次，热情肯定并具体指导赵文禄的研究工作，并为他的书稿题词作序，还写信教他如何做学问：“做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要坚持的，但不要绝对化。孔子有一句话，叫做‘多闻阙疑’，用‘多闻阙疑’来补充‘锲而不舍’，这就是辩证法，所阙之疑，在读书的过程中，说不定哪一天会遇到解释，那时就会解决的……。”后来杨老又根据赵文禄送给他的郑板桥关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拓片，为赵文禄题写了16字的治学方针：“锲而不舍，多闻阙疑，删繁就简，标新立异”。１９８４年初春的一天，天色已晚，杨老起身为赵文禄和合作者贺惠邦送行，只见窗外数点飞雪飘然而降，老人遂深情地致辞道：“春风风人，愿你们的书早日出版”，表达了一个老理论家对后辈的殷切期待。丛书出版以后，杨老又鼓励他对党风建设理论深入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探索，争取创建新的党风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

　　“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已知。” 赵文禄深深懂得，在科学探索中，没有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砺而享受成功的欢乐的，大凡成功者往往是那些身处逆境而又自强不息的人。1978年，赵文禄在省委党校学习，暑期回家看望妻女，发现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三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讲稿、论文草稿、卡片等，被目不识丁的岳母化作纸浆，糊成了三个面罐。望着面罐，他惊呆了，心如刀绞，感到是自己的肉被挖下来化作纸浆一般，糊进那些面罐里了。后来，他写下三幅对联分贴在那些面罐上，化腐朽为神奇，永志铭记，并嘱咐妻女不要毁掉它，要让它伴随他百年之后一起进火葬厂。我们在采访中还见到了这三个已经破旧的面罐和写在上面的三副模糊的对联：一曰：“振奋精神，从零开始”，横批“光明在未来”。二曰：“富有理想，自强不息”，横批“走自己的路”。三曰：“顽强拼搏，勇于创新”，横批“攀事业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