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说过保甲制能对礼的借重，而宗法乡约之制同样有对法的依赖。礼与法二者，在中国

乡村社会控制中，名虽对立，实可相通。这或许就是中庸，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后儒生也看出圣人的大同境界难以兑现，遂有“德刑并用，常典也”。

〖ZW(〗［汉］荀悦：《申鉴》卷二《时事》。〖ZW)〗的说法。董仲舒明确提出“阳为德，

阴为刑”(《汉书·董仲舒传》)的理论，虽重礼，却已给法留下了相应的地位。两汉以来历

代统治者的“阳儒阴法》政策，实即礼法并施、各用其长。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控制所走过

的道路，大概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吧。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快步向现代化迈进，封闭孤立的状态将不复存在，健全与完善法律制度

，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有几千年礼的积淀，广大乡村尤其如此，社

会控制制度的改革，必须考虑这种国情，否则“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

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ZW(〗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

书店1985年版，第7页。〖ZW)〗
考虑国情，利用传统的探索已在进行。近几年中，我国广大乡村政府与村民联合制订的村规

民约，正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甚至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村村寨寨也多联系各自民

族传统立有规约。〖ZW(〗可参见钟年：《广西融水红瑶婚姻、家庭及习俗心态调整·村民

民约》，《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孙秋云：《社会变迁中的瑶族青年·政治生

活方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ZW)